时光荏苒，自入川大祝尚书老师门下学习，不觉已经过去了十一个年头，其间的许多记忆已变得模糊。然而，尽管当时我没有留意去记录老师口传心授的治学要领和方法，但回想起来，当年他兢兢授业的许多情景却印象深刻而亲切。
祝师身体力行的不言之教深深地感染着我。他勤奋、好学、乐学，不但花甲之年常常工作到深夜，就是退休之后、年近古稀，仍然读书著述不已。记得2004年暑假，天热难耐，祝师却一直伏案奋战，老同学再三邀约，他才撤退到远郊山中避暑，但三天不到他又回来了，因为避暑地没有书，没有电脑，他无法工作，耍不下去了。
当然，祝师取得丰硕成果的奥秘远不止于此，他那乐观豁达的天性、果决洒脱的办事作风、超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头脑以及睡得香、干得久的体魄，无疑都是他制胜的法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潜心向学、甘于澹泊的情志。祝师曾多次谈及上个世纪八、九年代的商潮、下海潮，其势头之猛，令他面对寂寞的学术事业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淡然地守定书斋。多年以后回首，他说他无怨无悔：“与升官、发财的人相比，机遇还是公平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我想根本上还是在于他感到没有虚度时光，至于物质回报的丰歉，他原本是不大在乎的。生活中的他衣着简朴，和蔼可亲。而学术道路上的他，孜孜不倦，热情满怀，表现出旺盛不衰的斗志和顽强。前不久见面，他还在勉励我说：“人生不拼一下是不行的。”我想，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是他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经验总结和人生信念的写照。
在治学目标和治学门径上，祝师力倡“向上一路”。他曾引用《沧浪诗话》的有关论述启示我们：“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他鼓励我们要敢于碰“大”题目、出“大”成果，屡屡昭示追求的目标越高，进步越大的道理。实际上，他结合我们的基础状况和同仁的经验，提倡我们做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小宏观”题目。正是基于上述观念，他以其高远的眼光和渊博的学识奋力把我们带入宋代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
祝师很注重踏实学风的养成，他把这叫住“下深水”。他号召我们要对论题涉及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地毯式”搜索，敦促我们沉浸到相关知识领域的深渊里辛勤作业，沉潜涵泳。在平时的读书积累过程中，他要我们学做“警察”和“木匠”，学会“踩点”、“布控”、“选材”、“割锯”的本领，善于发现问题，敏锐捕捉有用信息，合理选择、巧妙安排有关文献资料；这些形象生动的比喻，对于初入学途的我们解决如何读书、如何选题等基本问题具有显豁的启蒙作用。今天看来，其“下深水”说还有一层深意，即从事任何一项研究，要想探骊得珠，必然会有一段不同寻常、充满艰辛的求索经历，这应当也是他深味治学甘苦的经验之谈。在论文构思和写作的基本功训练方面，他为我们揭示了学术创新的基本途径，提出实现创新的三个基本类型（前人未涉、整合提升、补证发覆），这对于我们迅速把握治学方法、进行论文习作具有及时有效的指导意义。在论文质量的评价方面，他标举一个“出彩”的标准，同时推许同事周裕锴等老师的论著就是这样的典范，提示我们要多看看、多学习他们的文章。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个衡文标准，是引导我修改和提高论文质量的“向上”目标和重要尺度。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周先生等同事之间的真心推服和亲密友谊，为我们处理同事、同行的关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于克服今日尚存的文人相轻习气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
祝师对于我们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才性优劣都看得很准，他对于每个学生的行文风格都有仔细的辨认：谁的典雅流畅，谁的有瘦硬之风，谁的有圆润笔致……他都明察秋毫。他对于我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丝半毫的长处十分清楚，明确首肯过我的文笔基础，同时对于我撰写论文的能力似乎也比较放心，除了把握选题和开题报告外，几乎完全放手让我自己干，除了时间紧迫的焦虑外，我也充满自信地在自己的研究课题里肆意掘进。同样，他对我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也会看得很准。博士论文选题过程中，他察觉到我好高骛远而又犹豫不决的倾向，敦促我“下深水”，不要在岸边徘徊。
虽然从事于与现实相对疏远的文史学科，但祝师对于时事的广泛兴趣和热情却对我们后学常偏于专业钻研而疏于关注现实的不良学风具有着明显的针砭作用。我现在常常爱提：“术业专攻和博览群书应该结合起来，社会这部大书也需要同时读起来。”——我想这些都应该属于他的不言之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