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同身受，这是4·20地震后在我内心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还记得星期六的清晨时分，结束了五天工作的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脑海里好像还盘算着如何安排周末，要不要先把前一天采访的稿子写出来。床就这样无征兆地晃动起来，我起初以为只是普通的余震，几秒钟后便可停息，因为这五年来经历得实在太多，早已习以为常。但愈加剧烈的晃动伴随着窗户和家具发出的嘶吼声令周围的空气瞬间充满了恐怖感。
几分钟后通过微博确定了地震的震中，雅安市芦山县。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即使是回到寝室的第二天清晨，我在淋浴间洗澡的时候仍然提心吊胆，那是震后几天的主要心态。
淡定需要时间，我想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经历，尽可能帮助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此场景的人安定下来。
后来连续2天，我被派往省医院了解伤员救治情况。如何受伤？如何获救？家乡亲人如何安顿？类似的问题总被抛给不同的人，有伤势不那么严重的伤者，也有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候的亲属。有的病床前围着好几位记者，我知道这样的伤员或许比较有故事性，却不忍心前去让人家再度回忆、复述那或惨烈或恐怖的经历。接受采访的伤员或亲属表情都很平静，也没有拒绝接受采访，有的甚至还面带微笑，但忙着埋头记录的我却无从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们会觉得我很讨厌么？到了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变得讨厌起来，让对方一次又一次地讲述那些或许并不愿再想起的噩梦。
省医院收治的伤员中有一位从右脚脚踝处截肢的小男孩。刚做完手术不久，伤口处还缠着厚厚的纱布，挂着点滴的他情绪很焦躁，一旁照顾他的母亲眼睛红红的。听别人说，小男孩很担心未来的生活不能自理，担心坐轮椅的自己会被同伴笑话。我不忍开口问什么，甚至不敢站得离床太近，担心多我一个人，就多让对方感到一份压力，因为被人围观的感觉并不好。
采访结束，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担心自己不够专业的宽慰令对方徒生烦恼，就像省医院的那位专家说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活下来了就是幸运的”之类的话往往适得其反，我只好发自内心地对每一个采访对象说一句，“打扰了，谢谢你。”
有些时候觉得记者这份职业带着些许残酷，报道事实与记录真相的同时免不了造成一些伤害。只是，我不想自己对这些伤害无感，更无意成为那种没有温度的新闻专业原教旨主义者。因为，每一个个体背后都有无奈、悲伤与难堪，每一个死亡数字背后都是一段精彩人生的幻灭。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但不应让一千个人的死亡变成统计数字。学会感同身受，应是每一个记录者时刻铭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