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条件变迁与批判议题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持理论严谨性的同时，推动马克思主义概念持续回应现实，已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议题。以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为参照，从概念运作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将概念理解为历史与现实中介的阐释路径。该路径通过在经典文本、历史语境与现实问题之间建立持续的动态分析链条，实现了理论传统与时代关切之间的深度批判性对接，由此，概念阐释转化成一种生成问题并深度介入现实的理论实践，进而呈现一种兼具整体性与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这一方法不仅有助于激活经典理论的当代解释力，也为在中国语境中提炼具有现实指向的标识性概念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主义；概念阐释；中介机制；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

在当代社会条件变迁与批判议题扩展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运用正经历深刻转向。概念在广泛介入现实分析的同时，也暴露了“去历史化”的工具主义与“封闭化”的文本主义倾向。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使其在保持理论严谨性的同时，具备对现实复杂性的强大回应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以概念阐释推进理论实践的代表性成果，由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历时四十余年编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1］（以下简称《大辞典》）为理解概念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分析参照。它不仅是对1500余个概念的系统梳理，更将概念阐释从单纯的“文本注解”提升为一种“介入式”的方法论实践，这种路径强调将概念置于“使用之中”，通过追溯概念在经典文本中的起源、在历史进程中的流变以及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的生成逻辑、结构关联与理论开放性。基于这一观察，本文尝试以其为典型案例，展现概念如何作为一种中介，在理论传统与时代关切之间建立持续对话，从而为中国语境下原创性概念的生成与标识性概念的提炼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分析视角。

一、一种“介入式”的概念阐释实践

在一种动态的、介入式的概念阐释路径中，概念并非既定理论的静态注解，而是作为联结理论、历史与现实的关键中介。其阐释工作聚焦于回答“概念是什么”“如何运作”“如何形成理论结构”以及“如何在现实分析中保持生命力”，从而将理论重心从体系完善转向问题生成，从文本忠实转向现实指向，从封闭结构转向开放关联。

这一阐释路径旨在揭示异质议题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将零散的问题重新锚定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展示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理论图景。在此，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可被视作“探针”，射向历史、当代乃至正在浮现的未来，使其触角得以延伸至人类社会生活的全方位领域。［2］在这种视野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与阶级社会的经典分析不再是凝固的结论，而是作为丰富的思想素材，等待着当代理论工作者的持续“加工与发展”。当今，我们面临的是已发生深刻变迁的社会总体结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在愈发多元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尤其在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风行的时代，我们必须在批判旧的普遍主义的同时，寻求新的普遍主义视野。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阐释应成为一种介入现实、重组问题并展开批判的实践形式：它既致力于对既有理论资源的历史性梳理，也指向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回应；由此，对概念的阐释演变为一种持续的激活过程，它不断唤醒马克思思想中内蕴的问题意识，使其在剧变的语境中保持对现实的解释力与批判力。

这种阐释路径，恰恰回应了当代理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当代知识生产高度专业化与细分化，学科以内在范畴体系为边界不断分化，跨领域的思想通道日益稀缺。在这一情境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多学科、多问题并置的研究环境中，仍然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传统所具有的内在问题意识与分析逻辑，而不将其简化为可随意取用的概念资源。另一方面，当代世界的变迁正在持续生成新的问题形态。数智革命重塑了生产与交往方式，战争与地缘政治冲突重构全球秩序，资本主义积累逻辑引发的生态危机正在深刻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既有概念框架在解释这些新现实时所呈现的滞后与乏力，难以回应新的困境。因此，介入式的概念阐释路径始终强调，应当从“解释既有理论”转向“推动理论运作”的实践方式。

在人类思想史的舞台上，马克思这个重要角色一次又一次登场，一部概念的戏剧由此展开。他既可以与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话；也可以在近现代与黑格尔、费尔巴哈论辩；［3］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思想剧作，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它都需要在新的现实条件下被重新演绎。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已完成的思想体系，而是一部仍在被不断重写的剧作。

事实上，这种方法论立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传统。马克思指出，对社会形态的理解必须“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4］不存在超越历史条件的永恒教条；恩格斯也强调，马克思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5］正是这种“方法”的优先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历久弥新的现实感。从词源学审视，“方法”一词在希腊语中意指“通往……之路”，这恰恰昭示：马克思主义并非终结真理的终点，而是不断开辟通向真理的历史进程。而对概念的处理也不应是置身事外的“冷观”，应是进入其历史运动并与之“共振”，概念阐释意味着在现实中激活、维持乃至召唤这些范畴的生命力。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在催生“新概念”的同时，使“老概念”在与时代的碰撞中永葆理论活力。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将选取四个不同运作层面的概念加以分析，即“劳动”（Arbeit）“决定论”“吃饭”与“熵”（Entropie）。这一选择并非基于概念的代表性排序，而是着眼于概念在理论运作中的不同中介功能：“劳动”作为整合问题域、生成理论关联的中介；“决定论”作为连接结构必然性与实践能动性的中介；“吃饭”作为贯通生活世界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熵”作为连接自然过程与社会结构的中介。通过对这四种不同运作方式的并置考察，本文试图勾勒出一个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最小剖面”，以呈现概念阐释在不同层面介入历史与现实的多重机制，从而揭示其作为方法论实践所蕴含的理论潜力。

本文认为，在缺乏具体概念支撑的情况下，宏观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概念阐释的概括往往容易流于抽象和空洞。相较而言，从具体概念出发，更有助于观察概念如何在不同语境中被激活并参与问题建构，从而使原本抽象的方法论转化为可感、可循、可借鉴的理论实践形态。这一写作路径亦契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式，通过具体概念的分析，方法的内在张力与精微结构方能在文本与历史语境中逐渐显现。换言之，“个别”并非对“整体”的随意切片，而是“一般”的感性显现。此外，词条的选择也受制于中文译介进程——在目前已出版的卷次中，这几个条目已具完整的阐释文本，便于展开具体讨论。事实上，该辞典中尚有诸多同样具有高度理论价值的概念有待进一步译介，相关研究亦有待在后续工作中继续展开。

二、“劳动”：作为理论整合与问题生成的中介

“劳动”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挥着组织理论关联、贯通不同问题域的中介作用，从而使整个理论体系得以构造。“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活的、动力性的基础，“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6］这一概念置于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与历史运动的多重理论脉络之中，串联起马克思对“统治与解放”“辛劳与享受”“异化与自我实现”“发展与不发展”“必然与自由”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理论探讨。若从知识图谱的角度分析，它呈现一种典型的核心-辐射型结构：一方面，众多马克思主义关键理论皆因“劳动”获得全新阐释；另一方面，“劳动”自身的含义又总是在历史运动中被重新定义。正是在这种双向运动中，“劳动”作为连接不同理论层面与问题域的中介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跨学科、跨语境的概念，我们可以从概念史的断裂与分化入手进入“劳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劳动被置于“实践活动”的范畴中，与自由、技艺、政治生活构成层级结构；在洛克那里，劳动成为财产权合法化的源泉；在黑格尔那里，劳动则被视为“自我外化-自我回归”的精神运动环节。马克思高度评价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理论上的突破性贡献，指出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首位系统思考“纯粹劳动”或“创造财富活动的抽象一般性”的思想家。然而，马克思同时强调，这一理论抽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现实经济形态的演进。具体而言，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7］劳动这一范畴的抽象化才真正成为现实中的普遍现象。由此，劳动概念不仅成为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更构成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逻辑线索。我们看到，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一个审视社会结构的分析工具，从而改写了劳动的概念史方向：劳动是嵌入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剩余价值机制紧密连结。由此，“劳动”已经超越了传统哲学中的伦理或认识论意涵，成为将社会关系、价值生产与历史运动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之中的关键中介，从而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获得整体性的理论表达。

围绕劳动展开的讨论，不仅涵盖异化（Entfremdung）、价值（Wert）、占有（Aneignung）、贫穷/富裕（Armut/Reichtum）、自动化（Automation）、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等直接相关概念，也延伸至福特主义（Fordismus）、爱（Liebe）、美（Schnheit）、游戏（Spiel）等看似疏远的概念。在这种多重关联之中，“劳动”作为中介，将不同理论领域与问题维度联结起来。可以说，“劳动”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理论宇宙，其内部包含多重链条：（1）从价值生产转化为异化机制的劳动链条。马克思这样写道：“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因此“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而且“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意味着它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8］这一链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与劳动者的本质性分裂。（2）从个体发展到类本质实现的劳动链条。马克思指出，劳动不仅是物质生产活动，更是人类实现自我本质的途径。通过劳动，个体可获得自由的生命表现、自我实现、生活的享受；参与人类共同本质的建构；满足人道主义的需求；发展爱的能力，［9］这一链条彰显了劳动在人类解放进程中的核心地位。（3）从劳动形态变化到生活方式重组的链条。恩格斯在重述赫斯的观点时强调：“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0］内格特（Negt）进一步指出：“在劳动获得了一种创造性之后，就不再有劳动与休闲和懒惰的抽象的对立。”［11］（4）从劳动分工到家庭结构的社会再生产链条。马克思在异化劳动论述中，精准剖析了女性受压迫的结构性根源：“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形式的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12］这一链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私人生活的渗透。通过上述链条，我们看到“劳动”作为中介使分散的理论维度得以被组织进同一分析框架之中。

进一步而言，这种中介功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断被重新组织与展开。“劳动”并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定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揭示价值生产的逻辑；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它体现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原则；而在当代技术条件下，随着平台劳动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劳动与时间、主体、技术手段及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正处于持续重构之中。在劳动形态快速嬗变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在联结多重社会关系、整合分析框架中的中介功能愈发凸显，从而成为把握当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切入点。综上所述，“劳动”在概念层面承载着不可替代的双重的中介功能：一方面，在理论层面，它能够重组不同思想传统中的资源，实现理论脉络的创造性衔接；另一方面，它持续生成新的问题域，使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与现实矛盾的演变得以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被把握。这种双重特性使得“劳动”成为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基础性切口，也为进一步考察其他概念如何作为中介发挥作用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照。

我们看到，“劳动”是将纷繁的社会关系编织在一起的经纬线。然而，理解一幅织体何以形成特定的纹理，并何以在时间中被巩固或被重新编织，则需要另一种视角。“决定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进入理论视野：它关注的是编织的内在动力、经纬之间的张力以及整体织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形变与重构。由此，“决定论”作为一种中介，连接结构必然性与实践能动性，为理解社会的稳定性与历史变动性提供方法论上的支点。

三、“决定论”：作为连接结构必然性与实践能动性的中介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图谱中，“决定论”既非独立的哲学立场，也非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形而上学命题，而是作为结构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中介，为理解社会稳定与历史变迁提供统一的分析视角。“决定论”一方面通过排除将历史理解为偶然拼接的随机性视角，确立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前提；另一方面，它也并不将历史还原为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为主体实践保留空间，使历史变迁得以在既定条件中展开为现实过程。质言之，其超越了那些可被简化为公式的因果命题，让我们得以深入历史运动的肌理，把握其内在的演化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中，“决定论”是在哲学史与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关系性分析机制。黑格尔曾以自由即对必然性的认识［13］揭示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内在关联，恩格斯在总结这一思想资源时进一步指出，自由并不是摆脱必然性的状态，而是根据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身和外部世界，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4］马克思进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种决定形式的经典表达；这一关系性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进一步具体化，形成了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的论断。我们看到，决定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图谱中一个根本性的张力：社会结构的必然性（necessity）与主体实践的能动性（agency）之间的动态关系，它们构成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与国家是从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的个人是在既定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中能动地展开自身活动的人，在这种“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5］在这一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得以理解历史的总体结构，又得以解释实践如何介入并改变结构，使“决定”从一个静态描述转化为历史运动的动力机制。换言之，“决定论”是切入这一动态过程的方法，其理论意义不在于“决定了什么”，而在于它提供了理解社会变迁与历史动力的分析框架：结构规定条件，实践将其转化为现实。由此可见，决定论是建构路径中连接结构与实践、必然与偶然的中介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图谱中，“决定论”贯通了多个分析维度，并通过这一贯通在不同层面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在本体论层面，它涉及自然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如何区分；在认识论层面，它探究主体如何认识必然性；在社会分析层面，它讨论社会结构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政治实践层面，它关乎革命实践的历史条件如何被理解与把握。但我们不能将决定论简单理解为对未来结果的必然预测，其必须与“历史预言”式的解释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中关于“介入性思维”（eingreifendes Denken）的讨论，为这一理解提供了重要参照，即观测、干预和实践并非外在于对象，而是参与到对象结构的形成之中。当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不是“结果决定论”，而是“条件决定论”（determinism of conditions）：结构规定可能性空间，实践选择其中的现实路线。在这种“条件-转化”的关系中，决定论作为中介将结构规定与实践生成联结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正如恩格斯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所言：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但若把它理解为“唯一决定因素”，就是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历史是多种因素在相互作用中的结果。［16］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决定论”既揭示结构条件的制约，也开启主体实践的场域。这种双重属性，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将静态结构与动态变迁纳入同一视域，进而将“决定论”转化为揭示历史动力如何具体运作与生成的中介机制。

我们看到，概念并非在抽象层面自足运行，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被现实问题不断“调用”，当概念被置入新的社会语境中时，其原有含义往往面临张力，这正是概念需要被重新阐释的起点。通过这一过程，概念既接受现实的检验，也在回应现实的过程中生成新的分析维度。在当代社会，这一理解路径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面对全球供应链断裂、算法控制与气候危机等复合性挑战，简单的意志论或线性因果解释已难以把握现实变迁。“决定论”在此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条件、把握可能性并分析其转化过程的方式，它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坚持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持续回应现实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如果说决定论使我们得以洞见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张力，那么，这种张力最终必须在生活世界中获得可被感知的形态。换言之，理论所揭示的必然性规律与实践所蕴含的变革性力量，都需在具体的再生产活动中得以具象化。在这一意义上，引入日常生活的分析视角就成为必要环节，而“吃饭”这一概念正是将宏大结构锚定于生活实践的关键环节，它使理论从对抽象动力机制的分析，沉降到日常生活的现实逻辑之中。

四、“吃饭”：作为贯通生活世界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

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吃饭”似乎不具备明显的理论抽象性，但正因其普遍性与不可或缺性，它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唯物主义前提：任何社会的运转都以人的生命再生产为前提，“吃喝住穿”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而生命再生产本身“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7］吃饭典型地凝结了围绕人生命的再生产的劳动与斗争的基本活动。“面包就是自由，自由就是面包”，出现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工会会歌之中，而“面包与玫瑰”则是妇女运动的口号之一。［18］“吃饭”不是生活的“附属环节”，而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的最低感性条件。因此，“吃饭”的理论价值在于充当了一种中介机制：它将宏大的生产关系、分配正义与社会不平等问题，锚定于具体的生命过程之中，使得理论分析得以切入对现实生活条件的具象把握，从而为剖析社会再生产的矛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路径。

与古代思想往往将饮食视为生物性或伦理性议题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吃饭”首先是一种社会组织起来的感性实践，它是被嵌入生产方式、劳动关系与生活方式中的实践活动。因此，从最接地气的“吃饭”入手，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关于吃喝住穿及其他东西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的经典命题。在此意义上，“吃饭”以最直接、最贴近生活经验的方式，将生活世界与唯物史观的理论结构连接起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吃饭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消费形式”，并指出人在这种消费中“生产自己的身体”。食物作为消费对象，其生产、供给与加工方式，以及围绕饮食展开的时间安排与服务关系，本身构成了生产关系历史的一部分。［19］在这一过程中，“吃饭”使社会结构的分析能够从感性经验出发获得现实基础。由此，社会再生产不再高居于制度或宏观层面，而是被还原为嵌入身体、日常时间与实践安排中的现实过程。

“吃饭”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能够把社会结构的抽象矛盾“翻译”为具象的生活形态。

首先，吃饭揭示再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关系。例如：谁生产粮食？谁准备食物？食物的分配是否公平？食物在市场中的商品化关系如何？这些问题表面上是日常生活问题，实质上是社会结构问题。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因“吃饭”问题对神职人员进行批判（路德抨击天主教的斋戒制度是宗教谎言，既然“他们在罗马自己嘲讽着斋戒，那么就让我们大嚼滚烫的肥肉，让我们再卖掉自己的自由，换来黄油和其他各种食物，就像神圣的使徒所说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在从福音中获得自由之前就已经拥有”［20］）；法国大革命中则因为议员们未能协调组织解决巴黎的粮食供应问题，激化了矛盾。“吃饭”关联着饥饿与贫穷，也关联着人类追求平等与美好生活的集体诉求。其次，“吃饭”揭示了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隐秘机制。在英国工厂制度下，资本不仅通过延长劳动日来压榨劳动者，更通过对用餐时间与休息时间的侵蚀，将生活时间重新转化为可利用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在分析工厂制度时指出，这种做法表现为资本对工人时间的“零敲碎打式偷窃”，即通过缩短用餐间隙、取消传统的长时段餐歇，将原本属于身体恢复与生活再生产的时间纳入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中。［21］可见，取餐时间、工作节奏、工厂制度、快餐化生活……“吃饭”成为资本主义对生活世界“隐性殖民”的典型场景。这展示了一种“文明模式，其中人的发展服从于一种极端理性化的对工作时间的压榨，服从于相应的产品和需求”。［22］再次，“吃饭”揭示性别分工在日常生活中的再生产机制。恩格斯从私人生活领域的做饭等家务劳动出发，探讨其与妇女解放之间的潜在关联。显然，家务责任与做饭义务并非天然属于女性，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历史产物，暴露日常生活内部隐藏的不平等。“吃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内部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域：哪些劳动被承认为劳动，哪些被排除在价值之外？从上述例子中我们看到，谁能够按时吃饭、如何吃饭、在何种条件下吃饭，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权力关系与不平等结构的体现。综上所述，“吃饭”在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与性别结构等多个维度上发挥中介作用，它将社会再生产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可触摸、可观察的生活实践，使抽象的理论分析获得感性形态。

由此，“吃饭”这一概念使劳动、秩序、制度等分析，始终与食物获取、家务劳动、代际照料等感性实践紧密关联。从这一视角出发，“吃饭”发挥着双重批判功能：其一，它是对抗理论走向封闭化的校正器。当概念分析陷入文本化、形式化的自转时，“吃饭”迫使理论返回生活世界，在现实条件中重新锚定其解释力。其二，它为分散的研究设定现实界限。现实中关于劳动、身份、技术的讨论常因缺乏现实根基而流于空泛，“吃饭”则提示：任何理论分析必须最终回归最基本的再生产实践（如食物分配、营养需求等）。因此，“吃饭”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保持其独特的理论方向：从最基本的生活实践中走进社会全局，从最普遍的生命需求中洞见历史运动。而在当代社会，当“吃饭”本身（从外卖点到健康数据）被深度卷入数字平台的生产与消费循环时，这一概念更凸显其不可替代性。它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生命力与批判力，正源于它对最普遍、最具体的生活实践的深刻洞察与持续回应。

当然，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并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同样植根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要洞悉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理论必须跨越社会领域的边界。“熵”的概念在此时进入我们的视野，它使知识图谱向自然科学敞开，并将生活实践与自然条件之间纳入同一解释框架之中。由此，从“吃饭”这一感性实践出发，理论沿着中介链条顺势延伸，将对生命再生产的考察拉至对自然-社会关系的剖析之中。

五、“熵”：作为自然过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

从“吃饭”所呈现的生活再生产出发，理论进一步指向其更为基础的物质前提，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与物质交换关系。在此，“熵”的概念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将历史过程置于“物质代谢”的视域中，重新审视生产力的物质限制。通过“熵”的介入，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展现了其向自然界开放的内在逻辑，使唯物主义思想在当代生态危机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理论动能。在热力学中，“熵”揭示了物质系统的不可逆变化：能量分布趋于均衡，结构趋于无序。当然，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熵”并不局限于物理学，其核心意旨在于：将自然界的不可逆过程作为理解社会结构物质基础的关键变量。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自然科学知识是理解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前提具有深刻一致性。由此，“熵”成为连接自然与社会交互运作的中介要素，对其阐释并不是对自然科学概念的简单借用，而是对唯物主义整体性的拓展，使得经典理论能够进入新的科学语境。

“熵”的概念阐释激活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自然过程从来不是与社会生产并列的外在背景，而是通过人的劳动这一中介被纳入历史运动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劳动首先是……，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3］从蒸汽机到电力系统，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现代生产方式在显著提高能量转化效率的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动了“熵”的增加。这意味着，自然界具有自身节律的耗散过程，第一次在历史上被制度性地加速。在这一中介结构中，自然界的能量流动、耗散过程与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制度性的关联。由此，“熵”所揭示的不可逆自然过程，才得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社会条件的历史现象，而非脱离生产关系的自然宿命。质言之，熵增定律不仅具有物理维度，也具有一个可被社会关系所调节和支配的维度。［24］“熵”的中介地位还深化了人们对“物质代谢裂缝”的理解。以福斯特（John Foster）［25］为代表的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将自然科学中的不可逆过程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结合起来，系统阐发了现代生态危机的物质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生态危机时代扩展其解释范围，而不脱离唯物主义的整体框架，为理解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一个“物质-制度”双维度的框架。围绕“熵”的概念阐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图谱的重要特征：它并非封闭体系，而是具有边界的可扩展性，能够在新的科学条件下重新组织自身的理论结构，或者说，概念阐释本身构成了一种理论更新的实践场域。

作为融通自然法则与社会结构的中介，“熵”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涵：首先，它确证了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视域。通过“熵”，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物质、能量、劳动、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间错综复杂但也内在关联的整体性逻辑。其次，“熵”补足了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物理短板。传统的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循环等范畴虽能解释社会矛盾，却难以充分说明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等现代生态危机的物质机制。再次，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自我迭代能力。自然科学的发展本身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化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在于，它能够不断吸纳新的科学成果，以扩展其解释力。在此我们看到，“熵”作为中介使原本分属不同分析层面的对象进入同一理论视野，使得唯物史观能够不断将前沿科学成果转化为剖析社会的新工具。事实上，这种研究路径正深植于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之中。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他并非仅在哲学或社会领域内运用批判方法，而是积极吸收物理学、生物学等前沿知识，并将之转化为理解社会现象的理论资源。在其思想体系中，整体性、历史性、物质性、批判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构成了独特的跨学科方法论框架。今天，当我们面对气候变化、资源枯竭、技术伦理与全球不平等等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单一学科的分析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熵”的中介性视野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也启示我们在面对当代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时，如何通过跨学科的视角来推动知识创新、解决现实问题并实现社会变革。

结语

通过对上述概念运作方式的考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具有一种中介性的实践力量：它不仅贯通了抽象理论与感性经验、结构分析与历史叙事，生活世界与自然条件，更在动态展开中构建起介入现实的链条。在此意义上，概念阐释即理论实践——它生成问题、重组关系，并确证着理论的生命力。置身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当下，这一路径进一步提示我们，需要从对既有概念的接受性、移植性使用，转向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阐释性重构。在历史条件与现实问题的交汇处提炼分析框架，使概念既能够回应本土经验，又能够进入普遍性理论讨论之中。综上所述，概念是使理论不断进入现实、并在现实中重构自身的中介形式，因此，概念阐释并非经典文本研究的附属环节，而是理论研究得以扎根历史传统并有效回应时代关切的关键实践，这一方法路径对于探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本文作者：李牧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先后就读于德国慕尼黑大学、波茨坦大学，获学士与硕士学位；后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从事博雅博士后研究。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