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的大学相对大陆高校来说，行政化要弱得多。单就选课来说，首先是老师规定选课人数限制，然后再进行计算机抽签。即使学生初选没有选上，也可在开课前两周旁听，如果确认感兴趣，可向任课教师请求授权码，凭授权码即可网络选课，完全不需要教务处这道程序。因此我的课程也略作了些变动：增选了何泽恒教授的《周易上》、张蓓蓓教授的《世说新语上》，退掉了《尚书上》（去年听刘长东老师“尚书”，对“尚书学史”已略有了解）、《历代词选及习作上》（自觉稍显浅近，况同时间有周凤五教授研究生课“简帛文献研究”，周先生承屈万里先生衣钵，功底深厚。因选“韩愈文”缘故，错过了其“楚辞上”，旁听一门，也可稍作弥补）。课程仍保持在9门，23个学分。
   
　　台大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共属文学院。相比我校来说，课程要偏重传统得多，很像我入大学前对中文系课程的构想。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貌似非此名称描述）诸学科则是外国文学系的专业课，中文系不需要修读。两专业之不同还在于中文系学生四年要修满至少12个学分的“专书课”（诸如《文心雕龙》、《诗经》、《周易》之类），而外文系则需修至少两门外国语（拉丁文、梵文也在开设课程中）。虽然对本科教育在西方有诸如“通识教育”之类的讨论，但就传统学问来说，这样的安排我想还是合理的。三周课程下来，有三点感触最深：
   
　　其一，台大中文系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师道传承。很多课程名称历经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变化，虽然其间老师换了一位又一位，但基本上是同出一门。我想这也是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至今仍在开课的原因，从他们身上，真的能感受到一种学问的传承意识。
   
　　其二，台大的老师对大陆学者的学术著作大都非常熟悉。很多老师在讲授某一问题时，都会提到这一领域的相关著作。与我校有关的如向宗鲁、杨明照、屈守元、张永言等先生就曾在讲述时被提及。每每听到这些名字，我都不免会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相比之下，自己对港台学者的著作则知之甚少，甚至连台大老一辈学者诸如毛子水、屈万里、郑骞等先生的书之前也毫无接触。别有深以为耻的事：有时上课提到近来某先生的学术著作，往往会接连说出几本不同书名的书，然后告诉底下同学如欲了解，看任一本均可。虽然老师没有明确指出原因，但我深知，这是大陆学者“一书多出”的普遍现象。在台湾这简直是让人不能理解的事。
   
　　其三，在台大上课，身边经常有很多上了年纪的社会人士跑来旁听，有的在我看来已经超过七十岁了。他们的态度都相当谦和，从来都是在教室的一角默默地坐下，发讲义时也要等我们领完才领。据《周易》课的何泽恒老师说，自傅孟真先生任校长时，台大就有对外开放的传统。何老师上学时，就和很多的将军一起听过课，后来还结成了忘年交。我实在没想到，现在在台湾还有人会去学习这种“无用之学”，相比自身真的感到惭愧。
   
　　就我所上的课程来说，最令我满意的有张蓓蓓教授的《汉晋诸子》和《世说新语》，何泽恒教授的《周易》，章景明教授的《礼记》。张蓓蓓老师曾师从钱穆先生，在钱先生过世后，也是钱先生著作的主要整理者。其上课开宗明义思想学术史的重要性，称所有的学问都要站在史的层面看才有深度，对我启发甚大。章景明老师今年年逾古稀，是孔德成先生（孔子七十七代孙）为数不多的弟子之一。由于章先生已经退休，此门课已几年没有开设。这次重开，也算机缘凑巧。章先生言，《礼记》一书全文讲述大概需要十年，一年只能讲《檀弓》、《曲礼》四篇（每篇各上下篇），估计我只能赶上《曲礼》。现如今三周已过，虽然“礼”这一字尚未讲完，但我却受益良多。
   
　　另有《庄子》一课在我看来十分“传奇”。主讲人金嘉锡教授，王叔岷先生的学生，今年已八十五岁高龄。按他所说，全世界没有人像他这样讲《庄子》，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他看来，《庄子》一书是运用中国文字的声音等特点创造文学作品来表达思想，换句话说，庄子是要做无名的圣人，所以讲万物都“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庄子》一书的大多数文字声音都与“一”有关，“一”就是“道”，“道”就是“一”。金先生生于上海，在北京生活了七年，后到台湾，这就使他有常人难以具备的方言基础。按他所讲，由于庄子是宋人，宋国国力弱小，不设关卡，所以南来北往各种人等都会聚集于此，这就使宋国杂糅了各种方言，《庄子》一书也就是运用了这一特点。惭愧个人音韵、文字学方面知识浅薄，几节课下来，常常不知所云。后来查金先生曾出过《庄子寓字研究》一书（台湾华正书局），就“寓”一字的声音谈了一本书。其言当时很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也没有发现和“一”的关系，故在一年以后可能还要修订。我想这种研究思路注定要走孤独之旅，就像本校黄奇逸先生一样。同时，这也是先生如此高龄还来讲《庄子》的原因，那就是不想让自己的研究就此消逝。(文新学院10级 唐雪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