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16日，任鸿隽校长主持了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楼旁新校址的奠基仪式，十天后悄然离职出川，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保持至今已75载。尊称任鸿隽先生为四川大学的“奠基”校长，不仅因为他亲自选定并主持了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奠基仪式，更重要的是他为四川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
“科学救国”：接掌川大，揭开四川大学现代化、国立化的大幕
任鸿隽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或许是自幼离开故土，对家乡怀有一份深深眷念，学成归来的任先生总是心系四川的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在西南地区“极为重要”。改革川大的办学状况，将其建成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名牌大学是他的一大心愿。早在1919年，任鸿隽向省长杨庶堪建议仿美国州立大学模式办一所大学，因政局动荡，议案未能实现。1922年，全川教育会在成都召开，在会上他再次提出筹办国立四川大学的议案，因资金问题被搁浅。此后，任先生在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期间，仍关注着四川的教育，尽力支持学校的发展，以基金会的名义，赠送图书仪器，资助留学生，并从北京、上海聘请周太玄、魏时珍等知名的教授来校任教。1931年回四川考察国立成都大学时，他还专门为师生做了重要演讲，期望四川的文化能与世界潮流并驾齐驱。1932年11月，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如何解决四川问题》，1934年9月，又发表了《剿匪中的四川问题》等文，不难看出他对四川局势、教育的重视与熟谙。因此，1935年，当国民政府拟委派其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时，他暂停了中基会的工作，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他的“夙志是要办一所理想的大学，不做坐享其成的校长”。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立四川大学在三至五年间跻身中国文化之林，使自己毕身为之努力的“科学救国”之梦能最终成为现实。
以任鸿隽的资历和名望，他还未到任，四川舆论界就称道这是四川教育界的“福音”，是四川高等教育发展的吉兆。面对如此的厚望，1935年9月，任鸿隽满怀信心来到国立四川大学。一到任，他就多次在各个公开场合宣讲了他对川大的教育改革思想，揭开了四川大学现代化、国立化的大幕。“国立化”是教育改革的重心。他认为，国立四川大学应以全国为目标，无论是人才造就，抑是学术探讨都应与全国有关系。现代化是指文理科均应以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准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国立四川大学的第一个大使命，就是要输入世界的智识，为社会输送有智识的人才，使国立四川大学成为西南文化策源地，跻身中国文化之林，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为了开阔视野，任校长一方面“在国内妙选学界名宿前往授课”，只要思想新，知识新，有拿得出手的本事，都欢迎来校任教。一时间，张颐、吴大猷、毛仲良、钱崇澍等响当当的名家从四面八方汇集成都。他还邀请马寅初、顾颉刚、张伯岑、黄炎培等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不同流派、观点交锋撞击出绚烂的火花，使学生们眼界大开，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他大力拓展生源。1936年，川大首次派人或以登广告的方式，广泛在北平、天津、上海、宁波、两广等地招生，并将学费从20元减为12元，在学生贷款或奖学金方面多对学生予以照顾，其夫人陈衡哲每年还用自己的著作版税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四川大学的外省籍学生人数从以前4%左右一度达到45%以上，他们的到来开阔了内地学生的眼界，带来了民主自由的新风气和新思想，为国立四川大学平添了许多生机与活力，使学校无论从师资还是生源都向“属于整个国家的大学”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独走新路”：注重实践，培养学生的自学研究能力
任校长认为：对于一个大学的使命是否完成，不必等到学生毕业才能检验，学校的教授方法至关重要。他主张教学与时代接轨，重视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很想把学校的功课尽可能的与社会实际发生关系。他的一句话曾在川大广为流传：“学政法的，我们可以让他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将他们去调查商业状况和农村经济；学农的，可以叫他们去改良种籽；学物理化学的，可以将他们调查及改良土壤工业之类。”在他的倡导下，农学院的学生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调查省内 150多个县的农村经济状况。任先生还亲自带领师生到灌县（今都江堰）灵岩山川大实习林场造林200多亩，和地方联合开办试验场，对水稻、柑桔、甘蔗、棉花、生猪生产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副业进行联合研究，组织理学院师生对四川兵工、石油、天然气、井盐、化工等进行调查研究。法律学系成立了法律顾问处，学生向大众宣传法律常识，搜集社会上所发生的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学习课本以外的专业经验知识。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体会到了书本不可能带来的成就感，同时也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大学应有的贡献。
在教学方面，任校长推崇启发式和大纲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学研究能力，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完全废除。学生自己寻找一些材料来完成讲义，减少专任教授课堂授课时间，增加教授和学生共同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时间。砍掉了一些不合时宜、用处不大的课程，增加了一些扩大知识面的课程。比如中文系有的学生不知世界变化，“不知萧伯纳是谁”。任校长聘请刘大杰教授作系主任后，要求他另辟蹊径，用“独走新路”的思路改革 。为此，中文系一反读经为主的做法，给学生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学》两门课程，用五四以来的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此外，他还认为高深的学问必始于坚固的基础，课程标准必须实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安排。一、二年级打好基础，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三四年级再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骛远，一无所成。任校长的这一系列国立化、现代化的建校方略使国立四川大学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是国立四川大学成立以来的黄金时期，教育部专员来校视察后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学校精神振作，工作效率很高，学生勤奋研习，殊为可嘉。”而目光前瞻的他更是在1937年做出了迁校望江楼旁的重要举措。
“奠基”校长：迁址望江，新川大成为当时全国的著名校园
任鸿隽接管国立四川大学时，校本部在市中心的老皇城，而理、农学院又设在南较场与外东白塔寺，学院分散，师生均感不便。作为本部的皇城校舍，虽为古朴的明清建筑，几经战乱，早已颓败不堪，像样的建筑仅有明远楼、至公堂等少数几幢，南较场的房屋更是朽坏，农学院有的教室和寝室居然还长有几尺高的树，理学院的屋顶常有倒塌之虞，许多实验仪器都不敢搁在外面。破败的校舍，连外来参观者都颇有看法。《大公报》记者张季鸾对川大很失望，认为川大不及国内各国立大学，连私立大学都赶不上；水利专家李仪社参观之后也评价川大远不如陕西大学。颓败的校舍严重阻碍川大的进一步发展，任鸿隽便决心来一次“大手笔”， 准备将成都市中心的皇城建成雄踞西南的大学城，他以德国柏林大学为蓝本，草拟了改造旧校舍的三年计划书，这个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不久，任鸿隽意识到，皇城位于地价昂贵的市中心，改造成本太大，地盘又小，几乎没有再拓展的可能，周围又多是喧嚣之地，不是理想的学府建设改造地，改造并不能解决本质问题，不能满足川大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于是任鸿隽动了在城外另建新校的念头。
城外环境优美，清静的环境宜于学生安心学习，更主要的是，川大迁往城外，可以将市内昂贵的地皮出售用于修建商场，再以售价去购买城外土地，据估计至少可以节省经费九倍以上。这种方案极具商业价值，省政府也是相当主张与支持。在接下来的日子，任鸿隽偕同工程师四处考察，跑遍了狮子山、白塔寺、三瓦窑、乐山等地。当时乐山（古称嘉州）因其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离成都又很近，外省教授来川大，可以坐轮船就直接到校。在乐山建校舍，可以依山傍水，远眺峨眉，风景优美，适合读书，而且乐山离产盐区很近，为学校工业化学的实验取材提供了方便。任校长认为乐山是一个上佳的选择。但是在省政府的主张与建议下，任鸿隽几经权衡，最后决定将校址选定在锦江河畔的望江楼旁，将极具商业价值的皇城校区交给了省政府。省政府给川大在望江楼附近划拨土地二千亩，先划拨500亩动工，其余部分在两个月内完善手续。省政府负责修建环校马路及沿校一带的河堤，保证在新校舍建成之前交付使用。因为学校搬迁费用巨大，省政府补助川大工程经费66万元，先拨11万元，余下的陆续补给。有了土地与经费的支持，1937年6月16日，在任鸿隽主持下，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同时破土动工。这三座建筑，特别是图书馆，成为了40年代新川大的象征。最后，川大望江校址确定为：东起雷神庙至白药厂上河边，西至新村和培根火柴厂，南起白药厂，北至白塔寺农学院。至此，学校校舍结束了四分五散的状况，实际占地2270亩的新川大成为了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校园。
正当川大蒸蒸日上之际，任鸿隽校长却由于诸多原因而辞职。在执掌川大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为四川大学能实现快速转身而四处奔波，竭力地做他想做的事，时人称其“深得从前蔡孑民先生办北大的遗风。”虽然时间短暂，他还没来得及实现他拟定的三至五年使国立四川大学跻身中国文化之林的目标，但他在学科建设、校舍改善等方面为川大发展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已让四川大学开始扬帆起航。
任鸿隽（1886－1961年），字叔永，化学家和教育家。康乃尔大学化学学士和哥仑比亚大学化学硕士。曾任中国科学社首任社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干事长，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作者：四川大学档案馆 高霏 刘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