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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水抒怀
中国来信(一)
时间: 2018-01-08 16:14  阅读 次    来源: Maureen Hynes(韩琳)编译 杨磊 校报712期第4版  编辑: 李子嘉


 

编者按:

 

  一次,译者在某北美图书室偶然发现《中国来信》一书,作者 MaureenHynes(韩琳)女士系加拿大人,于1980年春由加拿大外事部门选派到四川大学任教。该书汇编了她在四川大学逗留期间给她的亲朋好友的书信及部分日记,讲述了她在该校的日常生活,写下了难以追览的所见所闻,描述了当时川大校园、外教与学校系领导和师生的往来,以及学校后勤对他们的服务。她的书信和日记看似平淡,却复活了当事人的记忆,重温了旧日的事迹。这些书信日记虽然不能收录在学校校史里,但我们可以将书信日记编撰登出,作为川大旧事的一个补充,以飨读者。

 

■ 序一

 

  1980 年 3 月 18 日。我终于要成为一名幸运者。午餐时,在我执教的多伦多社区学院教研室里,响起了来自渥太华的电话。我被录取了,同时录取的还有伊恩·格兹本恩,他是我的好友、一位同事,我们将赴中国教授英语五个月。

 

  我忘了何年何日对去中国产生了兴趣,但我清楚记得我在人生的某个时期却着迷似的想去那里教学。伊恩和我一起申请,相互充满期待,彼此又分担面试后的失望,继而再次沦为候补人员。到第三年时,该项目出现了某些变化:加拿大外事部门准备派遣两名加拿大老师赴成都,为期半年。

 

  多年以来,我为此一直不懈努力,并期待在我人生中得以实现。尽管如此,当我接到那个电话后,却体验到“甚匆甚忙”的滋味;一段时间里,我个人强烈地感到在政治上和专业上尚未准备好就要离开了,我必须在一个月内处理好一件件要准备的具体事项。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慌张不安,如:要转租我的公寓,挑选并购买一套完整的学生需要的教材,对此我们知之甚少。

 

  与赴中国旅行的其它若干指导说明相比较,我们到那里去并没有那么复杂。加拿大政府承担我们往返中国的机票和运费,并支付月工资750美元。我们被派遣去的大学是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该校承担我们的食、宿、医疗以及在中国的交通费,还包括课程结束后的十天中国旅游。另外,该校每月支付我们200元工资,按照我们的标准虽然微不足道,但确实三倍于我们大多数学生的薪水。

 

  我们被派去培训教师,这些人大多数至少有三、四年的英语教学经验,共三十四名学生,皆从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的大学、师范学院、师范学校选来参加这次的“短期培训课程”。他们被分为两班,十六人左右为一班, 每班各有四位女性。

 

■ 序二

 

  我们用了大约五天时间,乘飞机,坐火车,一路行进,香港华人称之为“入境”。在香港停留了两天后,我们才到达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

 

  抵达时,尽管我和伊恩已经筋疲力尽,感觉有点麻木,但是我自己还是打起精神,因为到达当天我们就得着手即将开始的教学工作。我们的“学员”班级名单实实在在地放在面前了,两人同坐,课桌摆成三排,两间教室相邻。我们的学生即不是本科生,也不是研究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在三、四年前就完成了大学学业,从那时起便在云、贵、川三省的不同大专院校教授英语。他们年龄从25岁到50岁出头,但大多数人像我们一样才三十多一点儿。这些人在各自系领导推荐下,并经过了英语水平测试,才被选派来参加“中国西南短期培训课程”。此次测试的结果,连同我们进行的初步面试,帮助我们把他们分为快、慢两个班。

 

  显而易见,开课的最初几天,我们的学生感受到了许多困难,我们也在调整以适应出现的新情况。一位学生写到了他的经历,说仅仅为了与我讲话就得克服“极度害羞的窘态”。对我们的学生而言,他们与西方人接触即不寻常,又令人生畏:他们担心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英语不够好,而且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在讲台上面讲话,语速如此之快而且毫不费劲。

 

  我和伊恩与许多在华教学的“专家”不一样,没有被安排在教研室与中国老师一道教授标准的大学课程。我们的工作就是培训三十四名学生。在华逗留期间,人们经常问我们: “你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吗?”我们总是回答说: “是的。”这是一种互动模式,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我的第一封信始于到达成都的当天,其信反映了我们入住四川大学时感受到的震惊:语言和环境的冲击、目不转睛的凝视和询问,以及我们面临多得惊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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