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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凌晨,83岁的四川大学华西医药学院陆彬教授安然离世。让人动容的是,在弥留之际,她依然牵挂着药剂学人才的培养。
百年史苑
满座风生三校立 文理工医川大兴(三)
时间: 2016-12-27 16:17  阅读 次    来源: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编写  编辑: 肖薇薇


 
  张铨和张洪沅
 
  在成都科技大学,有两位姓张的大名鼎鼎的化学家。他们是新中国皮革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皮革化学家张铨和以“侯碱张酸”行世的化学工程学家张洪沅。

  张铨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化工学院和成都工学院。1927年,燕京大学外籍教师纷纷离校回国,制革系的专职教师只剩下张铨。当时燕大制革系是国内唯一有关制革专业的系科校方打算停办制革系,张铨据理力争终于得以保留,张铨成为代理系主任。1937年,38岁的张铨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制革研究系深造。他一年就取得了理科硕士学位,两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五棓子鞣质、鞣酸与胶原结合,提出植物鞣质与胶原相结合系物理化学吸着作用的假设,为国际辛辛那提学派植物鞣革机理吸着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受聘于华西协合大学和乐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张铨结合实际,指导学生进行开发植物鞣料等研究,以及用工业盐或硫酸钠处理山羊皮的制革技术,质量很好。他带领助手和学生撰写了六篇研究论文。其中,《中国橡椀鞣质与皮粉结合的研究》与辛辛那提大学罗拉博士等用鞣酸、坚木鞣质与胶原结合的继续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同。
 
  在四川化学工业学院,张铨以极大的热情建成了新中国高校第一个制革学专业,完成了一整套基础建设。长期以来,张铨提出“术德兼修,手脑并用”。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常常到山区考察,开发各种资源和特产。为了提高祖国制革技术水平,他深入皮革厂和毛皮厂,开展科学实验,导学生实地观察,帮助技术人员解决技术难题。他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包括在皮革界乃至整个化工界都卓有成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毕生致力于化工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化工教育发展的张洪沅在业界与我国制碱大师侯德榜齐名,素有“侯碱张酸”之称,是当时化工界“四大金刚”之一。
 
  张洪沅14岁考入清华学堂,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大学攻读化学工程,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被晋升为副研究员。抗战爆发,张洪沅受聘为四川大学中英庚款董事会讲座教授兼化学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1941年,张洪沅任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主任。一年后,他被正式任命为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张洪沅历任四川化工学院、成都工学院、成都科技大学教授。

  20世纪30年代,张洪沅的博士论文《接触法硫酸反应速度的研究》为接触法硫酸生产设备的合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外学者的《化学工业手册》将其主要成果称之为“张氏公式”。张洪沅深知:“国家要富强,人才是关键。”在任重庆校长时,他资助学生进步社团,还为他们出版的《重大概况》一书题写书名。他每学年都要安排主持教学研讨会,指导教材中重点难点内容的讲授。他还组织开展青年教师试讲活动,举办青年教师教学成果展,给青年教师以极大的鼓励。1977年,年事已高的张洪沅还亲自担当青年教师的外语指导任务。

  1934年,张洪沅与谢明山合著了第一本《化学工程机械》教材。1954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1956年,他与丁绪维、顾毓珍合著了我国第一本高校统编教材《化学工业过程及设备》。张洪沅执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天下。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参加了全国化工原理课程评估会议,可以说是为中国化工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良医医德
 
  教师有师德,医生有医德。对此,17岁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学习,24岁毕业留校,长期担任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的原华西医科大学副校长曹钟樑深有体会。由于他的母亲、长姐、长嫂和二姐先后因患急性传染病和“疳病”即肺结核死去,使他从小就立志学医。在课堂上,无论哪门课程,不论主讲教师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都一律全神贯注,认真听讲。课后,他还及时咀嚼消化,使为已有。

  1958年夏秋之际,温江发生严重瘟疫,流行广,来势猛,症状奇特:高烧、咯血、迅速死亡。省卫生部门领导临时调曹钟樑到现场负责技术指挥。虽有20余年治疗内科和传染病的临床经验,但是,他还从未遇到过同类病例,暂时也查不出这类疫病的文献资料,对病人血样检验情况,也还没有确切结果,而病人继续增加,死亡率也无法控制,因此,曹钟樑工作被动,心情沉重。
 
  有的认为是“肺鼠疫”,有的认为是“出血性流感”,也有的提出是“稻瘟病”即钩端螺旋体病。到底如何确诊,他还在犹豫之中,而省领导希望即刻作出决断,便于迅即控制局面。作为专家和抢救医疗负责人,曹钟樑感到不能当机立断,不好向领导交待,也怕丢“面子”、失“威信”,就藉口“已有某专家在华东地区见过类似的出血性流感病例,很可能这里发生的也是。”于是,马上采取了发病地区的消毒、隔离等措施,乃至切断温江至成都的交通,严密防范。同时,他马上又下到附近各县的发病现场,观察、取据。根据现场临床分析,越看越不像是流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已经查出现场病人的血清报告,有钩端螺旋体病抗体。参与医疗的四川医学院同事在病人的血样培养中也得出了同样结果。至此,真相大白,他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掉了下来,马上回温江宣布结果,收回原来的判断。

   原来,当时在温江地区发生的“无黄疽型钩端螺旋体病肺大出血型”是过去未被发现、也是本地区所特有的。在未经确诊和误以为流感之中,幸而基于传染病学的观点,对病人采用了大量的有效抗生素,尚未造成医疗事故,但短时间采用的防治“流感”的措施,劳民伤财,叫曹钟樑不能不引咎自责。这一深切教训,他永远铭记,并时常现身说法,告诫后生学子:对于治病救人的医学上的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决不可受惑于一时的“面子”、“权威’而轻下结论,这是一个良医应该具备的道德。
 
  吃百家饭
 
  由于原来的三个学校都有荷花池,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展厅陈列着取自三个荷花池的泥土,被分别命名为“川大之土”、“科大之土”和“华西之土”,成为三校携手发展的一种象征。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三个学校结合自身发展实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科技大学在联合办学和科研协作方面的新举措和新成绩。

  1984年,国家有关部门为满足经济建设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准备筹办相应的工业院校或在其所属院校中增设某些专业。成都科技大学抓住机遇,加强与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间的联系。这些举措在全国高校引起极大反响。

  1985年,成都科技大学与水利电力学院合办水利电力部和,在原有的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信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水文学及水资源利用4个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了电气技术、电力系统现代管理、陆地水文、农田水利工程4个专业,将水文学及水资源利用专业改为水资源规划及利用专业。从1986年起,培养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中的50%以上分配到水利电力部所属单位。从1986年至1993年,水电部共投入基建和设备购置经费2650万元。学校利用这项资金征地70亩,在校区内建成建筑面积21022平方米的水电学院大楼、教职工住宅6000平方米和4451平方米的学生七舍,购买价值256万元的教学设备,较大地改善了水电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师生住房条件。自学院成立以来,学生到电力部所属单位实习,都由部下达实习计划。在科研方面,岩土教研室用水电部所拨的10万元设备费,加上学校自筹经费,建成了当时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土工专用离心机。他们承担了《瀑布沟大坝离心模型试验研究》、《江油火电厂贮灰渣筑坝研究》和《黄土地区公路特殊结构研究》等科研课题,为兰西铁路建设节省投资约4400万元。水工建筑结构研究室利用水电部拨给的经费,购置了万能数字测试装置等仪器设备,承担了20项科研课题,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电力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学院与电力部成都勘测设计院和西南电力设计院合作,参加了二滩电站设计与施工的研究和论证工作,促进学校的科研、教学与生产建设的结合,部分研究成果进入了课堂教学。

  1986年,成都科技大学与纺织工业部联合开办纺织工学院,设立纺织化工系、纺织工程系和纺织高分子研究所,含化学纤维、染整、纺织工程、纺织机械、服装5个专业。1993年,化学纤维专业已成为四川省重点学科和硕、博士学位授权点。

  1986年,成都科技大学与轻工部联合创办轻工学院,设立皮革工程系、塑料工程系、食品工程系、皮革研究所、塑料工程及机械教研室、食品工程研究室。1993年,学院增设了高分子材料加工机械、塑料成型加工模具和食品机械三个专业方向,建成了制革及鞣料即皮革化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专业实验室。学院毕业的博、硕士生约有40%分配到轻工部所属单位。

  1988年,成都科技大学与四川省建委、成都市联合创办城建环保学院。到1993年,在办好7个专业的基础上,学院增设了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结构工程、环境工程、固体力学、实验力学、生物力学均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学院除为省建系统培养全日制本科、专科和成人专科生外,作为建设部监理工程师定点培训单位,为四川培训了大量的监理工程技术人员。
 
  成都科技大学师生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1986年,成都科技大学首先对国家教委切块下拨的科研费用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在改革之前,这笔经费主要是用来无偿支持自拟课题。因“粥少僧多”,加之有的课题闭门造车,收效甚微。为此,学校将下拨经费设立科研发展基金,有选择地支持面向经济建设以及结合学科建设培养研究生的课题,实行有偿使用。通过有偿使用返回的经费逐年积累成科研发展基金,继续支持出国返校人员开展科研工作,或为科技人员申请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和重点项目的前期工作创造条件,大大地增强了科研工作的活力。

   同时,学校对国家教委划定成都科技大学科研编制的分配办法进行改革。改革前,科研编制主要是分给国家教委批准的研究所和为全校科技服务的中心实验室。当全校实行人员定编和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评聘工作时,由科研处把全校的科研项目按不同课题的来源、性质和得到的经费数进行分类,分别定出可占用的人员编制数,再通过实际核算确定系、所、组的科研编制,克服了改革前虚占科研编制的弊端,促进教师及其它专业技术人员间的合理流动。通过这两项改革,教师们更加重视面向经济建设开展科技工作,还充分意识到:要在竞争中提高科技工作,不能单等主管部门增拨科研经费,必须积极争取项目和经费,“吃百家饭”才更有希望。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成都科技大学1987年科技总经费从上一年的715万元增加到1070万元,其中国家教委下拨的经费仅占14%。《中国科学报》在“四川高校争取科研经费的启示”一文中评述说:“要吃百家饭,才能壮身骨。这是成都科技大学由‘贫困户’变成‘千万户’的绝窍”。
 
  198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布什访问四川大学时,高度赞扬四川大学在保持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和发展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在演讲的最后,他引用了《道德经》“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作为结束语,其英文翻译是“In quality of mind it is depth that matters. In the frind it is benevolence that matters. In speech it is good faith that matters. In government it is law that matters. In affairs it is ability that matters. In action it is timeliness that matters”。
 
  这是继华莱士之后第二位到访的美国副总统。1988年,乔治·布什战胜民主党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入主白宫。1989年1月年至1993年1月,他担任了美国第51届总统。2011年8月21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大学演讲。
 
  作为外国政要和杰出科学家最为青睐的大学之一,四川大学每年都要接待一大批外国友人。仅举几个例子:1965年9月23日東埔寨西哈努克亲王、2007年4月20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肖卡特·阿齐兹、2008年10月28日和2009年10月16日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拉特纳西里·维克拉马纳亚克、2009年4月9日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2010年7月4日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2010年9月20日比利时前首相让-吕克·德阿纳、2011年4月8日泰国诗琳通公主、2011年10月19日马尔代夫副总统默罕默德·瓦希德、2012年9月8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瓦莲京娜·伊万诺夫娜·马特维延科、2012年9月20日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2013年4月15日尼泊尔联合尼共(毛)代表团党主席普拉昌达、2013年10月22日澳大利亚总督昆廷·布莱斯、2013年10月22日加拿大总督戴维·约翰斯顿、2016年3月27日尼泊尔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2016年10月13日波兰共和国副总理雅罗斯瓦夫·戈文、2016年11月3日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二副总统穆罕默德·萨瓦尔·丹尼什等访问四川大学。

  高校体制改革的先锋
 
  发展总是给予敢于抓住机遇的人们。二十世纪末,面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大潮,四川大学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成功实现了学校历史上的第三次三强合并。

  1994年3月,经国家教委、四川省政府批准,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合并组建为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开中国高等学校强强合并的先河。1998年12月,四川联合大学更名为四川大学。

  2000年9月,原四川大学与原华西医科大学再次实现了强强合并,定名为四川大学,成为中国第二次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头戏。2001年9月,教育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第二次部省共建协议,标志着四川大学正式进入以“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为目标的国家985工程。
 
  在第一次并校改革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学校题词“努力把四川联大办成社会主义新型综合大学。”曾经以李远芃的名字在国立四川大学附小学习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学校题词:“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建立新型综合大学。”李岚清在四川大学视察时指出:“四川大学是我国高教改革最早的大学,为高校改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可以说是高校体制改革的先锋。”这是对学校师生勇于改革,敢于挑战,善于创新的发展精神的充分肯定。

  从文化路到文华大道
 
  在原来的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之间,有一条在成都非常有名的文化路。在九眼桥以南,有一条大路直通三瓦窑,旧时是无名的郊区道路。1943年,四川大学迁回成都后,在这条路的东边新开了一道门,附近开始逐渐有了民居和店铺。于是,这条路被命名为新太平南街,1950年后又向南延伸建成了文化路。成都工学院建成后,文化路在地理上将它与四川大学一分为二,但始终无法割舍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师生的心目中,文化路从九眼桥就开始了,甚至包括了九眼桥与四川大学之间的培根路。这里不仅是文化休闲地和日常生活区,而且是大学生活的一种象征。实际上,培根路与著名哲学家培根无关,因1904年创办的培根火柴厂得名。抗日战争后期,张澜任慈惠堂董事长,曾住厂内直至1946年秋季。慈惠堂总干事兼火柴厂厂长王干青是四川大学校友,也是著名的十二桥烈士之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四川大学,除了文化路,人们总是回忆起大礼堂的“川大之春”文艺汇演,还有大礼堂四周只有深夜才想起的吉他声。而在当时的成都科技大学,电影广场周末的露天电影和团员之家的校园舞会几乎是每一个同学的甜蜜回忆。在华西医科大学的二广场,同学们一边看电影《青春之歌》,一边为林道静们的热血澎湃所感动。这同样是难忘的记忆。

  1994年,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后,文化路上原来两校大门依然相对而开,被戏称为“接轨门”。1998年,恰逢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随着“接轨门”退出历史舞台,在高大的树木映衬下,学校东区和西区地理上的分界线——文化路成为了宽敞的校内道路——文华大道。其时,学校师生正好经历了并校改革初期的短暂阵痛,开始快步前进。从文化路到文华大道,这是学校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历史见证,也并校改革纵深发展的标志,更是全校师生文化深度融合的交汇点。

  年轻的梦想
 
  在合校之前,原四川大学新生报到的地方曾长期设在大礼堂前。大礼堂是黄季陆长校时修建的,由于比较简陋,1947年进行了改建。解放初期,川西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届就在大礼堂召开,因为这几乎是当时成都最好的礼堂。
 
  多少年来,四川大学师生对现在商学院所在的大礼堂,以及现在基础教学楼所在的电影广场,还有现在的北苑餐厅附近的团员之家,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深厚的感情。在网上,有一首来自1993级校友张毅的四川大学校园民谣非常流行,吟唱的就是《大礼堂》。“空荡的四壁,凌乱的琴声,昏暗的烛光,一群听歌的人。有时也有掌声,有时也会沉寂,来了又去的人,已记不清。一样的歌声,一样的人,只是人都走了,谁来听?多少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不必曾经相识,陌生的朋友。曾有多少个夜晚不倦的歌唱,年轻就是我们的梦想。小小的礼堂,班驳的墙,欢笑泪水其实都一样。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会将你遗忘,我们曾经魂牵梦萦的地方。小小的礼堂,班驳的墙,欢笑泪水其实都一样,欢笑泪水其实都一样。”
 
  其实,四川大学并不缺乏校园民谣。“明远湖温柔的波浪,还有那闪烁的浮光,沉醉了嬉戏玩耍的鸳鸯,我想看你笑的模样,担心你在忧伤,不想打扰你的梦,让鸳鸯醉在浮光。”“缓冲溶液”乐队主唱叶晓波是2011级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他的《明远湖》和四川大学第一支全妹子乐队“短尾鱼”乐队的《无章》更是专属于四川大学。“文华路的银杏都铺了满地,明远湖折皱了倒影。热闹的小剧场,我初次见你,忽然就忘记了呼吸。不高山的绿色都已经老去,沫溪河冬眠了风景。白石桥旁网球场再见到你,哒哒的马蹄声落在心底。”带着婉转悦耳的旋律、动人心扉的歌词,川大民谣唱出了川大学子的美好和憧憬,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最珍贵的回忆。

  今日川大
 
  从1896年建校到第三次三强合并,四川大学已经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作为中国西部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四川大学是20世纪初全国六大高师和十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仅存之完整的最高学府”,解放初全国在校生规模最大的学校,1958年“由教育部直接领导、指导全国”七所高校京外唯一一所,中国西南现代医学和中国现代口腔医学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中国最早实行学位制度和最早培养研究生的大学之一,国内最早与国外著名大学合作办学的高校之一,成为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高水平大学。
 
  其中,四川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源于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的英法文科,有世界上收录楷书汉字最多的《汉语大字典》、全国最大断代文章总集的《全宋文》、世界上第一部正规的《甲骨文字典》和堪称两千年儒学第一藏的《儒藏》等研究成果,敦煌学研究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状况。
 
  四川大学的自然科学源于1896年四川中西学堂的算学科,在数论、拓扑学、泛函分析、原子分子物理、辐射技术、植物育种、大熊猫生殖理论、植物病虫害防治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国内重要影响。
 
  四川大学的工程技术源于1908年的四川工业学堂,在高分子材料、水力学、制革及鞣料、材料成型加工、多维图像融合处理、磷铵化工、航管雷达等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处于国内先进行列。
 
  四川大学的医学源于华西协合大学1914年的医科和1917年的牙科,是中国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西南地区现代医学和药学教育和中国眼耳鼻喉科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内科学、外科学、口腔临床医学、肿瘤生物治疗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保持国内领先水平。

  江安校区
 
  被誉为“生态的校园,诗意的空间”的四川大学新校区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的航空港经济开发区,距离望江校区约12.5公里,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大约3公里,校区总占地3000余亩,2003年开始正式投入使用。因为源起岷江的江安河穿越校区而过,得名江安校区。
 
  江安河,又名江安堰,原名牛饮水。根据梁朝李膺《益州记》:“牛饮水之末流也,水名客舍,昔程郑家于此,每群牛饮,江为之竭,故名。”宋淳熙二年(1175年)冬天,应范成大之约来成都的著名诗人陆游曾在双流江安河畔与友朋同道在集市小店中,畅饮当地名酒“醉春风”,留下诗作一首《牛饮市中小饮呈坐客》。全诗云:“牛饮桥头小市东,店门系马一樽同。已能自置功名外,尚欲相期意气中。褐拥紫茸迎晓日,酒翻红浪醉春风。从今共约无疏索,竹外梅花欲恼公”。800多年前的放翁为人们勾勒了身着粗布短衣的文士骚客们,置功名富贵于度外,相聚甚欢却也澹然的豪放场景。难怪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有以诸葛亮《诫子书》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命名的“明远湖”和“明远大道”,以刘禹锡《陋室铭》的“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命名的“不高山”,其意趣兴味与当年的陆游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新跨越,新征程

  2016年9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和四川大学共建世界一流大学启动暨建校12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今天,拥有望江、华西和江安三个校区的四川大学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更高目标高歌迈进。
 
  当我们穿过江安校区矗立的老校门,来到历史文化长廊前,一定会感叹于前贤师长的洋洋风范,感怀于百年名校的深厚底蕴,感触于绵绵不绝的文化薪火。镌刻在大理石上的隽永文字,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和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为核心的川大精神,沉浸在跨越三个世纪的文化之思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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