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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苑
道一风同为协合,五洋学堂名华西(三)
时间: 2016-11-25 09:28  阅读 次    来源: ​四川大学档案馆编写 党跃武执笔   编辑:


 
  鸦片战争后,随着传教士的接踵而至,自成体系的洋学堂逐步进入中国。1877年,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四川,在传教布道的同时开设医院、兴办学校。清光绪末年,基督教各差会已在四川开办有数十所中小学。此时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督教差会筹划在成都开办一所全新的大学。
 
  □ The Eden of Flowery Republic
 
   “太阳西冲,风帆正起,故土远去,东西如一。”怀揣着理想和抱负,华西传教士们来到中国成都。四川成都,从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自古“天府之国”。西汉扬雄和西晋左思两位文坛高士各作《蜀都赋》一篇,更是咏叹成都的千古名作。前有“井络储精”美誉,后有“既崇且丽”盛赞。至于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中,所谓南京指的却是成都,成都因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而改名南京,恐怕今天许多人都不甚了了。在这首诗中,李白有“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等句,对成都褒奖有加。
 
  对于四川和成都的地位与作用,传教士们的头脑同样是极其清醒的。“华西(包括甘肃、西藏、贵州、云南、四川)是亚洲角逐场所。四川是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最富饶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省份。控制了四川,便控制了全国。”一位传教士是这样描述四川,作为四川的省会,成都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对千百万藏民、回民以及其他土著部族的影响”。一位传教士兴奋地提到,成都“自汉代文翁设教至今,教化绵延,势力直达西南各省,宜置高等学府之重镇”。在传教士看来,创办教会学校和开办医院是传播教义和西方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经。在1875年第一批传教士进入四川后不久,第一批医学传教士也很快来到了四川。
 
  □ 大学的筹建
 
   1904年,曾开办重庆求精学堂的美国人毕启担任成都华美学堂的校长。这个学堂与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同在一条街——成都文庙街上。但是,该学堂的教师只有五个人:两个中国人,三个西方人。
 
  当时在成都设立学堂的还有英美会和公益会等西方教会组织。由于“各教会之分道扬镳,各学校之规划不一”,毕启认为,如果不联合起来的话,教会学校无法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学堂竞争,生存将十分困难。“若限于中道不使之上达,则本末未赅,终非全才,而于教育前途,难期进步。”因此,他期望建立一所“壮丽的东方大学”。
 
  于是,当英美会的启尔德博士来华美学堂访问时,两人以创办大学为谈资,包括土地购买、修建建筑和设立系科等问题,站着商谈了两个多小时。联合办学的观念在他们分手时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让我们创建一所大学来满足需要!”毕启和启尔德说。约三十年后,毕启在一次演讲中拿出一个包着拳头大泥土团的纸包,说:“这就是我与启尔德博士第一次谈到华西协合大学时所站的地方的一块泥土,是我当时保存起来的。”这团泥土是华西协合大学最初历史的见证。
 
  在西南地区最早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赫斐秋说:“我们传教士很懂得,如要使中国人信道,就必须加强教育工作。”1905年,“华西基督教教育协会” (West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 Union)即“华西教育会”正式成立,拉开了华西协合大学筹建的序幕。1905年11月,在美国人毕启、加拿大人启尔德和英国人陶维新等人的努力下,三个国家的教会组织初步同意了在成都建立大学的计划,华西协合大学临时管理部正式成立并负责大学的筹建工作。在成都开办一所教会大学,传教士们已急不可耐。
 
  筹建时期,华西协合大学得到了来自教会以外的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包括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许可。大学的捐赠者包括四川都督胡景伊和省长陈廷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重庆大银行家杨开甲、杨璨三,重庆胜家公司总经理刘子如等人。作为对大学的智力支持,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家波尔顿教授和张伯伦教授受教会组织的派遣,亲自到成都考察和指导,提出了大学建设的基本蓝图。
 
  □ 华西坝的由来
 
  经过寻访,他们终于在成都南郊南台寺附近选定了锦江南岸一大片空旷地带,大约二百亩,作为未来大学的校址。这里距城仅二里左右,相传是古代的中园和五代时期的梅苑,还是前蜀皇帝王建的蜀宫别苑。梅林花海,香风古城,锦江穿流而渔歌唱晚,东有张献忠练兵的御营坝,西有祭奉宋代范缜、范祖禹、张栻、魏了翁的四先生祠,南有诸葛孔明南征点将的三台山,如此宝地充满历史文化的气息。
 
  传教士们兴奋地期待着新大学的诞生,“大学将建立在拥挤的成都城墙之外,那里有大量的空闲土地用于发展。它的课程将发展科学研究和实业教育、医学教育,甚至牙科和公共卫生学等等。该大学将是超国籍的,将由各基督教会合作组建。”
 
  为收购这片良田,传教士开出高于市价二倍或三倍的价钱,最早买下了大约60亩土地。1907年,华西协合大学开始兴建校舍。大规模的土木修建则是在学校正式成立之后。按照1912年英国著名建筑师罗楚礼的规划,华西协合大学建筑将西式园林、西式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风格相结合,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中西合璧建筑群落。正是由于华西协合大学的兴建,才有了“华西坝”的这一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1908年,分别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教会组织开办的华英学堂、华美学堂和广益学堂都集中搬迁到了华西坝,成立了华西协合中学堂。这所中学堂先于大学开办,并且在1909年就正式开学了。但不知为何,四川洋务局竟然在正式文书中把这所学堂称之为“南台寺书院”。它实际就是华西协合大学的附中,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一点大学预科的味道,因而又曾被称为华西高等预备学堂。
 
  在大学的创办者中,客士伦和他的夫人首先搬进了他们在华西坝的新家。他们清楚地记得,那是1909年2月26日,一个多雨的下午。当时客士伦夫人坐在轿子里,手臂上抱着才七个月大的婴儿。他们首先担心的必然是害怕轿夫摇摇晃晃地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会把他们从轿子里颠出来。“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遇到雨,有时日子就是这样昏暗而阴郁。”但是,“几天之后我们安居在新家,我们非常地喜欢它,农田里大豆花散发出令人喜爱的芳香。”客士伦夫人在日记中掩饰不住她的喜悦之情。继客士伦夫妇之后,罗成锦夫妇、麦尔生夫妇、杜焕然夫妇、班勤夫妇、周芝德夫妇、启尔德夫妇、石恒励、柯理尔小姐、约斯特夫妇等成为这里最早一批“歪果仁”。
 
  1909年10月16日,洋人们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打起了网球。
 
  □ 大学终于开学
 
  1910年3月11日,在没有铺张渲染的情形下,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开学典礼举行了,学校正式定名为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按照客士伦的说法:“我们地基没有打好,就把房顶盖起来了。”由此可见,办学者的心情之急切。客士伦夫人在日记中写到:“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了,没有敲敲打打,老实地讲,只有11名学生。”
 
  办学者们从100多名华西协和中学堂中挑选了11名学生,他们成为华西协合大学的首批文理科新生。按照当时公布的教学计划,最早开设的课程有《英文》《化学》《代数》《西洋史》《中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宗教知识》《体育》等,教师主要有客士伦、嘉尔生、戴谦和、罗成锦、石恒励、周忠信、卫廉士、吴忠儒、叶德明、约斯特和丁克生等。
 
  关于大学的宗旨,创办者们是心中有数的。1908年拟订的《华西成都基督教大学筹办方案》正式确立的办学宗旨是:“借助教育为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在后来制订的章程中,学校的办学宗旨得到更为详细的描述:“为与华西各差会有关系的中国或其他国家人士提供教育设施”,“为所有其他阶层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手段。”
 
  当时担任大学理事部的书记客士伦对此解释说:“这个大学是要发展为一个最完备的高等学府,使西部各省的学生不必远到外国去留学,就可以学得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科学。这些科学都将在这所大学里面被基督教精神所渗透……人们将受到这高尚理想的灌输。这就是创立者们的宗旨。”
 
  开学典礼后两个月左右,在会上发言的三人中的两位麦尔生和叶德明就因病去世。一年前订购的仪器和设备,也在川江中两次翻船。由于校址原来多为墓地和农田,搬迁工作实属不易。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难,他们必须为其办学宗旨而努力。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建者们坚信,他们将用 “持续的热情、高度的希望和对未来坚定的信仰弥补所有的不足”。
 
  学校早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差会的拨款和传教士的募捐。最早创办学校的四个教会组织是美以美会(卫理公会)、浸礼会、英美会(中华基督教会)和公谊会,1918年圣公会也加入其中。
 
  华西协合大学的成立,宣告其成为全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与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教会大学一样,它具有基督化、西方化、国际化的特点。
 
  开始时,华西协合大学实施的教育主要以西学、神学为重,教职员主要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中国,许多外籍教师都有一个中国名字,都会说中国话甚至四川话,而且大多数人都用中国人的姓氏作为他们中文名字的开头。1917年,学校还专门出版了启尔德编写的《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实际上是一本四川话教程。例如,“今天落雨,路烂,又溜(It is raining today,the roads are muddy and slippery.)”、“来帮我买的时候,手脚要干净(If you come to work for us,you must not pilfer.)”和“跟到就抹灰(Then proceed to dust immediately after)”。
 
  当时四川教育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封建书院的衰落和新式学堂的成型,是这一时期的发展主线。因此,四川出现了两种性质迥异的高等学府:一是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为标志的四川近代高等学府,一是以华西协合大学为标志的西式教会大学。它们共同成为近代四川高等教育的先驱和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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