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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苑
道一风同为协合,五洋学堂名华西(二)
时间: 2016-11-14 10:59  阅读 次    来源: 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编写 党跃武执笔   编辑: 肖薇薇


 

  
  □ 失而复得的文化信物

  一个大学的大门是学校的标志,也是文化的信物。新创之时,华西协合大学的校门就是一座青砖黑瓦的“品”字形中式门楼。门楼共分三层,第一层中间为巨大圆拱,二三层交界处有红砂石牌匾,正反面分别刻有“华西协合大学校1910”“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A.D. 1910.”字样,中文校名面朝锦江,英文校名正对校园。门楼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吻兽和宝顶,约六、七米高,位于广益学舍靠锦江河边。不幸的是,门楼1954年4月被拆除,根据一位老人的回忆:“当时大门左边是英国的徐洋人的房子(即华大化学系教授徐维理),右边是美国人白天宝的房子(华大博物馆教授)。徐洋人走后第三年,学校修建队来拆老校门,把拆下的砖拿去修房子了。很多家属为了挣钱都去砍砖,我也去了。砖砍下来卖给学校5厘钱一块。那些砖很好,黑色的,比现在的砖要薄一些”。校名石碑竟然不知所踪。
 
  1996年3月28日,成都府南河工程施工时在原校门附近一口水井上发现英文校名石碑。碑身为红砂石,重约800斤。碑面完好,正方形,长1.25米,宽1.2米,上镌英文,如今存放在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一楼“润万厅”中。
 
失而复得的文化信物承载了当年办学者的艰辛和快乐,它不仅是华西百年发展历史和四川大学文化融合的直接见证,而且是“欧亚交通文轨新同”的华西精神文化的重要体现。经过岁月的洗礼,曾经镏金的英文校名石碑已经没有旧时那么耀眼夺目,正悄悄地等待自己的“孪生兄弟”——至今不知所踪的那块中文校名石碑。
 
  □ 横渡太平洋的毕启
 
  主持并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毕启是美国卫斯理大学文学博士、神学博士,长期担任了校长和校务长的职务。生在英国吉斯斐尔德市,长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毕启于1898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
 
  有一次,他对即将毕业的学生这样解释自己的中文名字。他说:“你们今天是不是就算毕业了?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毕业就是事业才开始。”毕启认为,办大学的第一要素是“广大的校地”,第二要素是“坚实的建筑”,第三要素是“充实的设备”。只有这样,人才才能源源而出。因此,他非常关心大学的经费投入和基础建设。
 
  自1913年到1942年近三十年间,毕启十五次横渡大西洋回美国为学校筹款100万美元,为华西协合大学的兴办贡献了毕生精力。其中最大一笔募捐,是毕启向在中国赚了钱的美国资本家、铝业大王霍尔募得的50万美元基金。在谈判这笔捐款时,基金管理人德伟士同意给毕启25分钟的谈话时间。他们的对话极为直白而精彩。毕启说:“我要一百万元。”德伟士说:“你得不到。”毕启说:“我相信能得到。”德伟士说:“我不相信。”毕启说:“我们应得到。”德伟士说:“那么给你十万元。”毕启说:“十万元不够。”德伟士说:“你不知道十万元是好大一笔巨款么?”于是,德伟士一口气问了毕启好几十个问题,毕启对答如流。这时,时钟显示已到了会客的25分钟。德伟士说:“时间到了”。一个月后,霍尔基金决定给华西协合大学捐款50万美元。他曾经向四川都督胡景伊、省长陈宦各募得银圆3千元。1913年10月6日四川总督胡景伊称赞他:“联合英美名彦创办华西协合大学于四川成都之南门城外,其救世济人之宏愿精进不已,至足倾佩,顾建筑校舍造端宏大乃更发大愿回国募集巨资期成厥事……又深感博士不惮艰难始终其事,故敢以一言介绍于世之热心救世济人之事业者。……异日环球大通,风同道一,和平之庆洽必将以此举为嗃矢也。”1914年11月20日,他面见大总统袁世凯,不仅得到“美国毕启博士为宗教大家,寓吾国四川境,凡十有五年,与其贤士大夫相习。自蜀至京者,咸乐道之。比集英美士人,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合大学校。愿力宏大,至可钦佩。方今环球棣通,学术思想,日趋大同,充博士之志,愿同文同伦,不难企及,兹之设教犹先河也”的褒扬,还获得个人捐赠4千大洋。
 
  抗战期间,有一次,毕启负责督运一支运输队从昆明回成都,车上装载有他在美国募集的价值两万美金的医药、医疗设备和建筑材料十余吨。这批物资先期运到昆明后,由于没有车辆而滞留了两个月。无奈之下,毕启到香港去联系车辆。待他将车辆带到昆明,正值日寇飞机不断袭击,为免遭日机轰炸,毕启将车队分为三个小队,次第前进。当到达重庆后,已是年高七旬的毕启连日腹泻,身体十分虚弱,后来经过半年的调养才复原。
 
  在《发展四川省工业及改良经济状况的商榷》一文中,毕启提出:“兹积极提倡实业教育,以利本省天然出产,增进人民殷富。”他认为,为了发展种桑、养蚕、缫丝、造林教育、皮毛生产、制革工业、矿业开发、五金制作等方面的事业,必须培养人才。因此,他在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办学的准则、条件、方法、经费自力来源,以及现代工厂管理、技工培养等。在办学过程中,毕启一直强调,要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突出技术科学、应用科学,注重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出路,使各学科专业体现出实业性的特点。他要求华西协合大学培养“学生真正实用于社会”,因为“在一个农业人口与绝大多数的地区,帮助大多数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可以说,华西协合大学的实践教育和实业教育思想完全得益于毕启。
 
  1946年,当毕启离开中国时,刘咸荥以诗相赠:“万里云山归国路,廿载风雨故人情。礼堂种树枝柯老,回首知君旧梦萦。”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比照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勃兰克博士的先例,授予毕启红蓝镶绶四等彩玉勋章。这是授予外籍人士特殊功绩的荣誉奖,也是对他为中国教育事业所作贡献的最高肯定。国民政府教育部给他颁发“捐资兴学”一等奖,蒋介石为其书写了“热心教育”的匾额。
 

  
  □ 五老七贤
 
  与其他学校不同,办学伊始,华西协合大学就宣称将同时使用汉语和英语进行教学,还聘请教师开设了专门的中文课程。毕启说:“在混乱时期,华西协合大学可以作为一道屏障,挡住对传统价值破坏和抛弃”。成都的文教名流如“五老七贤”大多在成都各大学校任教,他们也陆续应聘来校任教。清末民初,成都有一批著述宏富且敢于仗义执言的通儒博学之士,大多是前清状元、进士、举人、知府、翰林、御史,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五老七贤”,并无定数之说。主要人物有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庞石帚、徐子休、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文龙等。据说某年,军阀在四川荣县打仗,当时赵熙住在东门。双方军官以赵熙德高望重,未开战之前先定下“君子协定”,不在东门开火,以免使老先生受惊吓。由于东汉末年,经学家、教育家郑玄因学问和德行名天下,故黄巾军不敢扰乱其乡。因此,川中人感其事,把荣县城东称为“郑公乡”。黄炎培当年在诗中赞道:“劫后民劳未息肩,每闻政论出耆年。蜀人敬老尊贤意,五老当头配七贤。”能请到他们进入一所西式大学,足见办学者的人脉,也可见其融汇中西的胆识。
 
  □ 协合不是协和
 
  由于华西协合大学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共同开办的学校,故名“协合”(Union)。其实,“Union”一词通常被翻译成联合、联盟等。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英文名字为“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其中的“Union”就被翻译成“协和”。华西协合大学名为“协合”而不是“协和”,或许有约定俗成之意,恐怕更多的是要突出和强调协同合作的寓意。毕启曾说:“协合就是力量(Union is strength)。”成都华西协合中学首任华人校长杨少荃则说:“所谓协合者,即集合英美、美以美、公谊、浸礼会四宣教会至精神,协赞而成者也。”今天,如果在网络上,无论用什么搜索引擎,用“华西协和大学”检索得到的结果,居然比用“华西协合大学”检索得到的结果多很多。错谬之甚,由此可见。
 
  自然,协合的思想在大学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管理体制上,华西协合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由董事会、理事会、校长行政会(内阁)构成。按照协合的原则,华西协合大学中央行政由各差会“举代表三人,更请在西国者数人、相与囊办会务,曰:董事部。岁在西国聚集,大家出力,遥相维持。凡属筹款事宜,俱由此会担任。”首任主席是高基尔,书记是霍德敬、文焕章。文焕章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儿子,就是被誉为世界和平战士,曾经被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文幼章。
 
  对于大学的管理组织,筹建时叫临时管理部,1910年改称理事部,每年差会“各举二人,曰:理事会,监督学务,经理校具。此外更在各教员中遴选数人,并聘四川办学素有经验者数人,相与赞助,以匡不逮。”首任主席是周忠信,书记是客士伦。大学行政机构设校长、副校长、文牍,“大学校长由董事部聘任,为行政首长和评议会主席。”
 
  学校实行的学舍制同样体现了协合的思想,即按参加大学组织的差会划分区域,各教会分别建造和管理一组学舍,并共同担负大学行政一定经费。其中,美以美会建华美大学舍,浸礼会建明德大学舍,英美会建华英大学舍,公谊会建广益大学舍,圣公会建育德大学舍。学生入学时,除在大学注册外,还必须在所住的学舍注册,并接受该差会所派的舍长和舍监的管理。学校则集中精力负责规划建设、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教学科研的后勤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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