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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苑
中西学堂领新风,两院入堂奠基业
时间: 2015-12-14 17:15  阅读 次    来源: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编写  编辑: 廖芹


 
  第一次三强合并
 
  就在四川中西学堂正在走上正轨的时候,1901年和1903年,清政府参照西方标准分别发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开始推行高等教育学制改革。根据清廷“饬各省速办学堂”的指示,时任四川总督的奎俊积极筹备在成都建立大学堂。
 
  1902年3月,奎俊颁发“四川通省大学堂”关防。4月,他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将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了四川通省大学堂。他报告清廷:“省垣旧有尊经书院,专课经史、策论,由学政选列高等生送院肄业,于中国学问颇有可观。又前督臣鹿传霖任内,创设中西学堂,以算学、英法文分门教授。数年以来,尽有通晓天算及英、法文字语言者。今拟即将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学问均有涉猎。”

  接到光绪“著即督饬认真举办,务收实效”的朱批后,四川通省大学堂正式成立。同年12月,四川总督岑春煊转发清廷指令,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的大学堂一律改称高等学堂。于是,四川通省大学堂于次年1月正式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1903年2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在奏报清廷后,用饬令的形式照会四川学务处和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即将锦江书院裁撤,经费田产尽数拨入高等学堂。”“住院诸人于五日内即行移寓,不准延留。”岑春煊将锦江书院并入高等学堂后,其原校址由于“房屋基址颇为宏阔,应即改为成都府中学堂”,并亲任校长。至此,四川大学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强合并,成为当时全川的最高学府和四川新式学堂的范例。

  目录方家,学堂总办
 
  翁炯孙虽然只是清末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侄孙,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同寻常。青年时起,翁炯孙就来到北京并长期居住在翁同龢家中,直接侍奉并受业于翁同龢。1894年前后,翁炯孙在北京同文馆学习英语。1896年前后,李鸿章办理中俄等外交事务时,他曾经代为翻译文电。后来,在翁同龢返籍期间,一度代为打理北京的家务。翁同龢曾有律诗《送侄孙炯孙之官四川》,写于1902年2月翁炯孙前往四川赴任四川洋务总局并办理四川通省大学堂之际。其一:“少小常怜汝,分飞忽一天。目穷汉阳树,梦系峡江船。形势荆襄控,风云卫藏连。图经勤揽取,馀事慎餐眠。”其二:“旧学皆新法,民生即利源。艰难通百产,忠信结诸蕃。事事当从实,言言悉有根。此邦系天下,纤屑待平论。”其三:“凄恻吾家事,萧条乐志堂。穷儒嗟薄禄,盛集閟幽光。幸汝能传业,他时好显扬。一钱不妄取,彝训是官常。”
 
  翁炯孙是中国近现代有名的目录学家。在目录学领域,他的代表作是《樵孙尔雅检字叙》一卷,现存民国抄本。而他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校订工作,则更好地体现了他精当的目录学功底力。在翁同龢的指导下,1891年2月,年仅20岁的翁炯孙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完成了对清代著名学者朱学勤(字修伯)撰写《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校订工作。
 
  有趣的是,翁炯孙是燕谷老人(张鸿)著《续孽海花》第五十六回“玉镜画眉沈北山难逃天壤,木天断指龚樵孙坚阻上书人”中的龚樵孙的原型。由于戊戌事变,力主变法图存的翁同龢当时已经罢官回籍。因为有“戊戌六君子”事件在前,翁同龢怜悯人才,于是就让在北京操持家务的翁炯孙前去阻止沈北山即沈鹏上奏朝廷要求改革朝政、弹劾荣禄(华福)、刚毅(耿义)和李莲(皮小连)的奏折。两人虽为友朋,却大打出手。小说固然夸张,但确实表现了翁炯孙爱友之心甚切。其实,翁炯孙并非贪生怕死之辈。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经受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委派回到家乡,亲自促成了江苏常熟、昭文两县独立。1918年,他曾经担任安徽省旌德县知事。
 
  1902年3月,四川总督奎俊颁发“四川通省大学堂”关防,任职于四川洋务总局的翁炯孙受命担任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在担任四川通省大学堂总办即四川大学校长期间,在两任四川总督奎俊和岑春煊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翁炯孙顺利地完成了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的合并以及锦江书院的接收工作,通过明确经费、完善校舍、建立制度等一系列建设措施,为继任校长、翰林院编修、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总理胡峻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1902年12月,蜀中名士胡峻就任四川大学校长,翁炯孙完成了他在四川大学的历史使命。
 
  张澜见证两院入堂
 
  其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澜正好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进入了尊经书院学习。1902年,虽然年届而立之年,张澜却抱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夙愿,来到当时四川维新变法的重镇尊经书院。在此之前,张澜一直在家乡私馆教书。由于他锐意改革,教学有方,所教学生的成绩迅速提高,思维能力亦不断增强,故而名誉大噪。当时,他不仅受到四邻乡人的称赞,而且还得到顺庆府教谕兼南充县教谕骆文廷的赏识。于是,他被推选到尊经书院学习。
 
  在这里,他正好见证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四川中西学堂的合并,和四川大学一起翻开了两院入堂的新篇章。为“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在校期间,他关心国事,饱览一切新生事物,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新的知识。一次讨论到《辛丑条约》时,许多同学声泪俱下。张澜奋而起立,慷慨陈词。他说,哭有何益,当努力学习,“国强才免于受辱”。1903年,他因为成绩优异被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他立下“学习欧日以强国”的远大志向,要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更好地报效祖国和人民。
 
  对于张澜来说,在成都的学习生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里是他摈弃旧观念、追求新知识的新起点,也是他东渡扶桑、寻找新道路的中转站。1926年,张澜回校担任了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成都大学的校长,这里成为了他为国家培植人才、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试验田。
 
  首任总理胡峻
 
  岑春煊三次登门,请胡峻出任高等学堂第一任校长。胡峻为岑春煊的真情所打动,慨然答应。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第一任总理胡峻,字雨岚,是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和学部二等咨议官。他著有诗文和日记数十册,总编为《苍霞阁日记》。他把教育与国家治乱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而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实行了“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的教育方针。胡峻不仅对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倾注心力,还积极致力于振兴四川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1906年任四川学务公所议长,1907年任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副总理,1908年任驻川铁路总理。他的大名赫然印在川汉铁路股票上。1909年2月,他因咯血不止而病逝成都,年仅四十岁。临终之时,胡峻平静地对家人说:“室有藏书,可遗弟子;家无积财,不负川人。”
 
  为了办好高等学堂,1903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派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总理胡峻为考察日本学制游历官,率王章祜等人东渡日本考察学务。胡峻等在日本游历四个多月,除了全面考察日本的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和学科章程外,也详细了解了日本的国力、民情,同时还为学堂聘请了部分日本教习,购买来一批图书和仪器。回国后,他又考察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既借鉴了国外教育的先进经验,又参考了国内最高学府的办学设施,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省级学堂之一。1905年,他前往美国考察铁路建设,也同时考察了美国教育的发展,并且在回国途经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
 
  正由于有胡峻这样的当家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在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等方面,充分体现了锐意革新的精神。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仿京师大学堂成例,是中西结合、文理兼备的近代综合性的高等学校。其诞生标志着传统的古代书院和作为四川近代高等教育代表的四川中西学堂,向比较完善的近代高等教育的过渡。
 
  学堂的正科是主体,细分为正科一部包括经学、政法、文学、商科;正科二部包括格致、工科、农科;正科三部包括医学。学制都是四年。由于条件限制,医科虽有设置计划,但未能正式开办。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课程兼习中学和西学,既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也讲授外国历史、外国政治地理、英语、法语、心理学、法学、理财学、兵学、体操、测量等西式学科。
 
  求学体育学堂的朱德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还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附设了若干专门学堂。其中,体育学堂为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而设,是在强身健体才能强国的思想下于1906年开办的。胡峻亲自拟订了《体育学堂简章》13条,他在给四川总督部堂的函中强调“教育以德智为重,而健康以体育为先,盖身强乃能强国”、“体育一科非专立学校,无以开风气”。四川全省学务处进一步强调了体育学堂的办学目的:“其功用非直强健身体而止,实足以训成完固精神”。
 
  体育学堂作为高等学堂的组成部分,“本堂通行规则一律遵守”。体育学堂的学生分本科、附学和附操。学生毕业时,学堂专门请来外校教师进行测试。本科学生毕业实验未完成、毕业实验不合格或不参加毕业实验均不能发给毕业凭证。
 
  体育学堂最为有名的学生就是共和国元帅朱德。1907年初,年已20岁的朱德从穷乡僻壤的仪陇县马鞍场,步行来到成都,以“朱建德”的名字投考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他本来想报考四川武备学堂,但是由于家人反对而放弃。朱德最后被录取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体育科甲班。
 
  在离别顺庆府中学堂时,朱德曾经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赠予同窗好友:“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进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后,青年朱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仪陇和顺庆府完全不同的世界。
 
  经过两个学期的学习,朱德于1908年1月在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顺利毕业。在本科班52名同学中,他名列第10名。在他第二学期的学习成绩中心理98,算术90,教练92,器械100,平均成绩82。从学习成绩来看,他的各门功课都学得相当不错。考试成绩最低的是品行课程,只有65分。作为一个现实的民主主义者和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他得到这样的品行成绩也不足为怪。
 
  朱德自以为“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但不久对国事比对正规课程还有兴趣”、“尤其喜欢听戴假辫子的教师提倡‘自由平等’、批评旧制度的讲课”。朱德在学校注意到的第一件大事,是有些留学回来的教师把长辫子剪掉了。他说:“我对于那些人十分崇拜,那些人是革命的。我对于一切革命的事物都很羡慕。”他回忆,在当时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教师中不仅有很多“蜀学宿儒”,有不少海归的新派人物,还有许多来自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外籍教师。这些海归教师和洋教师,不但教授外国语言文学、近代自然科学以及西洋兵式队列和体操,还借讲课传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潮,介绍《天演论》、《原富》、《忏悔录》等著作。学校图书馆是当时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外文文献中心,藏书逾万册。图书馆和上课的教室里都悬挂着大幅彩色的世界地图,有的地方还摆放着地球仪。这些都使朱德大开眼界,发现世界如此之大,新鲜事物如此之多。朱德兴趣最浓的是教室里挂着的几张外国陆战和海战的彩色图。以至几十年后,在向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回忆起这些情况时,他还能精确地讲述这些地图的某些细节。
 
  朱德求学期间,强烈感觉到同盟会在学校的存在,秘密阅读别人塞到他枕下的同盟机关刊物《民报》,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命运”学说,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他曾把一份《民报》一读再读。这份小报抨击了立宪君主派,认为所谓新的改革是“企图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他急于参加同盟会,却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介绍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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