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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苑
抗战故事之老华西:五大学风云际会 华西坝钟鼓和鸣
时间: 2015-05-27 12:05  阅读 次    来源: 校报657期 四川大学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党跃武 雷文景 张丽萍  编辑: 廖芹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正如四川大学老校长任鸿隽在抗战前夕所指出的那样;“四川大学对于民族复兴的责任,是非常的重大,我们虽欲委卸而不可能的。”在如歌的年华中,在岁月的洗礼中,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师生将抗日救亡、民族图存作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努力以“较大的能力与深厚的准备”,去“抵抗目前的侵辱,救当前的国难”。回首当年的发展历程,追思当年的办学艰辛,缅怀当年的不懈追求,这是对抗战精神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川大精神最好的弘扬。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国立四川大学一样,地处祖国大后方西南的华西协合大学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当年抗战时的三大教育文化中心中,重庆沙坪坝被称为“人间”,汉中鼓楼坝被贬为“地狱”,而成都华西坝被誉为“天堂”。

 

  五大学盛况


      抗战爆发后,大学纷纷内迁。在民族危难之时,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协合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校长张凌高慨然允诺,“本校能力虽有限,然在此非常时期,对于省外学生,不能不竭力容纳,避免受失学之苦。”四川省是当时全国聚集高校最多的地区,有差不多50多所。其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除了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外,还有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等学校。因此,人们常常称为华西坝五大学。所谓五大学,1942年以前指的是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1941年中央大学医学院自办医院,而1942年秋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所以,1942年后五主要指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


  除了大学内迁外,还有一大批青年学子内迁,其中,既有来自香港、澳门的失学青年,也有来自马来西亚、韩国等国的侨生、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至1945年间,仅在华西协合大学登记注册的香港地区的中学毕业生就有20来名。后来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马临博士1947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

 

  为迎接兄弟学校,华西协合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一方面,学校紧缩本校师生用房,腾出女生院部分宿舍和一幢男生宿舍供内迁学校的学生住宿,把明德中学宿舍全部让给中央大学医学院教职工住宿,把体育馆暂时作为金陵大学的学生食堂,把附属医院新建的洗衣房隔为几间教室。另一方面,学校租用小天竺街东方补习学校校舍作宿舍,还在浆洗街附近购地新建简易房舍供兄弟学校使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调整,几百人的吃住总算基本安顿下来。至于各校办学必需的教室、实验室、办公室等,除尽量提供或合用原有房屋外,大家还充分挖掘潜力,如地下室经过维修、阁楼装上老虎窗,即可作为实验室;有的教学楼的过道两头,装上隔板,即成了办公室。在美国“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的资助下,由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共同合资的化学楼于1941年建成。

 

  华西八景

 

   1924年,舒新城把华西协合大学与当时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硬件环境做了一番比较后,直呼华西坝是“小天堂”。战时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坝上也说:“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历史学家唐振常后来回忆:“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名的华西坝。”许多年后,大后方华西坝当年的别样风景仍然为人津津乐道。


     在校园中,挺拔而有异国情调的钟楼由青砖砌成,是华西坝的第一标志,也是成都的文化地标。不仅楼顶飞檐画梁,整点的钟声更是悠扬悦耳,响彻华西坝。钟楼的后面恰好有一个月牙形的荷花池。钟楼与荷花池共同组成华西坝八景之首的钟楼映月。

 

  在钟楼北面小溪,有两座一大一小、一拱一平的桥梁,是学生的必经之路。溪水潺潺,绿草茵茵,花香四溢,常有男女同学倚栏小憩,因此,人们称这里为鸳鸯小桥。


     校园东南侧有一座小山坡,相传是三国时诸葛亮点兵的地方。所以称为三台点兵。此时已经开为农田,田里庄稼茁壮,田埂芭茅滋生,夏日更显郁郁葱葱。


     对牛弹琴号称坝上一景,是调皮、诙谐的大学生们的创意。校园中部竹林院内农艺系养有奶牛数头,竹林院旁有音乐系钢琴房一排。对牛弹琴指的是房内琴声悠扬,而草坪上的奶牛无动于衷。


     孤岛天堂指的是谐和路上的三合式平房院宅,在足球场东侧,是当年的教员公寓。周围种着柚子树、马甲子和白家竹等作为绿色的篱笆,园内的小花园常有喜鹊、八哥和画眉栖息啼鸣,环境宜人,最适居家。孤岛是说四周均为西式楼房,唯有这里是平房独院。天堂是说这里不仅环境优雅,而且邻里和谐。


     在成都,华西坝有当年的唯一标准足球场,驻蓉美军多次在这里举行棒球和橄榄球比赛。球场西边和北边溪水环绕,场边还种植着柳树。每到暮春时节,柳絮纷飞,宛若雪飘,人们因此誉为柳塘压雪。


     在华西后坝,曾经有一块幽静的地方,是埋葬死去洋人们的墓园,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后坝洋坟。这里绿草如茵,环境雅静。春天来临时开满了各色鲜花,学生们每每来这里玩耍。


     青春小岛并不在校内,而是指南面的小河塘火烧堰和附近的一些小岛。火烧堰与南河连接,是夏天的天然游泳池。小岛上翠竹丛生,遮天蔽日,曲径通幽,是学生的度假乐园。

     当年,与丈夫程千帆同在坝上,有“当代李清照”美誉的沈祖棻在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诗词,曾经作《鹧鸪天四首》和《虞美人五首》。其中既有“暗撒金钱盛会开,浣纱女伴约相来。繁声故乱霓裳谱,皓腕争收玉镜台”这样描述华西坝风景的,也有“东庠西序诸少年,飞毂穿驰道。广场比赛约同来,试看此回姿势最谁佳”这样反映华西坝生活的。

 

  内迁大学的麦加


     对于备受战火之苦的师生,风景优美的华西坝是非常理想的治学之地,成为大后方文化教育中心之一。吴宓教授曾为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两周年撰写了两副对联:“玉砌雕阑望衡对宇,锦江翠海异地同心”和“众志成城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华西坝上,各校师生团结协作,共赴国难,充满了民族复兴的勃勃生气。经过抗日时期的发展,华西协合大学逐渐由地区性的教会大学,跃升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大学。


     华西坝盛极一时,亨斯曼博士说:“可以说,世界上任何地方最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学术权威们都聚集在成都。”有的专家学者虽受聘于某校,其实往往是“五大学”共同拥有,相当一部分还与同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甚至在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等共同分享。公共卫生专家陈志潜、生化学家蓝天鹤、皮革学家张铨、生物学家刘承钊等都是五大学时期来到华西协合大学的。


     其中,陈志潜曾经创立了20世纪30年代华北定县农村三级保健网,影响了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存卫生保健体系。抗日战争期间,他除组织领导战伤救护外,在四川省建立市县公共卫生机构80余处,还创办了重庆大学医学院。他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尤其是农村社区保健和公共卫生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的先驱、中国社区医学的创始人、中国现代健康教育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同在两校任教的钱穆


     国学大师钱穆同时在望江楼畔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上的华西协合大学执教。他曾经回忆到:“每周于华西坝从田间步行至望江亭,往返作散步。又好于望江亭品若小坐,较之华西坝江边更为清闲。城中公园亦有茶座。余之在成都其时间之消费于茶座上者,乃不知其几矣。遇假期,则赴灌县灵岩山寺,或至青城山道院,每去必盈月乃返。青城山道院中有一道士,屡与余谈静坐,颇爱其有见解有心得。”


     其实,他当年由同在华西坝的齐鲁大学应邀到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时,还有一段小插曲。这位喜好清静,喜欢“萧寺读书”的大学者,看中了华西坝南端外籍教授的小洋楼。他于是提出;“校长住宅乃在华西坝校园内,华西坝内南端有洋楼四五宅,乃西籍教授所住,中西教授宿舍显有高下不同。倘适坝内南端洋楼有空,余愿住去,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张凌高校长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受燕京大学之聘前来成都,同时受聘于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不到两年中,陈寅恪写就了《长恨歌笺证》等12篇论文和三十多首诗,这是他在抗战八年中为数不多的高产期。在《咏成都华西坝》中,陈寅恪在用“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描写坝上风光的同时,笔锋顿转,发出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惋叹:“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笑汉妆红。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由于当时正患眼疾,陈寅恪一登讲台便双目微阖,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疾书。由于他旁征博引,内容精辟、见解深邃,人们称他为“教授之教授”。而其它在华西坝上讲学的名师大家也各有神态。例如,梁漱溟则以其妙语连珠取胜。当他在赫斐院门前讲演时,他的开场白就是:“我赞成独裁。”因为当时全国正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民主和联合。其实,他是主张民主的,只是故作一句危言耸听,然后慢慢阐述他的观点。朱光潜衣着朴素,他的机趣被传为华西坝上的经典:“如果大家是来看我的相貌的,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就这个模样”。潘光旦身材魁梧,头颅大而圆。因此,他特别强调,人的智力是与他的头颅的圆度成正比的。如果头的横竖的直径的比值接近于一,那个人就一定很聪明。张恨水来华西坝讲演时,身着长衫,足穿布鞋,梳的是分分头,还拿着一把折扇,俨然一个说书人的模样。


  三大学联合医院


     由于五大学汇集华西坝上,学科齐备,学者云集。合作办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1938年5月,五大学联合管理委员会成立,五大学的校长们以最佳的方式在一起工作。每周至少各校校长举行一次例会,协商关于行政、财政、人事和有关公共事宜。每月各校教务协会,由各校教务长、注册主任会商关予授课时间安排、招生考试等问题。同样也有训导长协会,磋商关于学校训导事宜。在教学方面,各校采取了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各校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所读学分。例如,著名学者吕叔湘和闻在宥开设的语言学、声韵学课,各校学生选读的就非常多。而三大学联合办医院则是各校合作的典范。


     仁济男医院、仁济女医院、仁济牙症医院和存仁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属教会管理,只提供给华西大学的学生临床教学和实习。经过与教会协商,1938年7月1日组成了“华大、中大、齐大三大学联合医院”,由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任总院长,对各医院统一领导,提供各校共同使用的病床380张。


     此时的华西坝汇聚了一批中国名医,除了内科学家戚寿南、外科学家董秉奇、神经学家程玉麐、眼科学家陈耀真、胚胎学家童第周、生理学家蔡翘、生物化学家郑集、细菌学家林飞卿,病理学家侯宝璋、眼科学家陈耀真、解剖学家张查礼等,还有中国牙科之父林则,第一位牙科博士黄天启,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陈志潜,生物化学家蓝天鹤,药学家汤腾汉等。三大学联合医院建立后,请来了一批医学界知名的专家和教授,建立了从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到科主任,从助理护士、护士、护士长到总护士长的一整套医院管理制度,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医疗水平都起了较大作用。1941年,中央大学医学院在正府街建立成都公立医院后,齐鲁大学和华西大学的两个医学院继续合作,三大学联合医院改名为“华西、齐鲁大学联合医院”,由杨春普任院长。


  罗忠恕与东西文化学社


     1942年11月19日,由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发起,联合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同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以及同在华西坝办学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在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等,东西文化学社正式宣告成立。


     在社员名单中,除了孔祥熙、张岳军(张群)、张公权、孙哲生(孙科)、顾维钧、钱穆、冯友兰、吕湘(吕叔湘)、顾颉刚、萧公权、牟宗三、王云五、杭立武、于斌、刘国钧、叶叶琴、梅贻宝、汤吉禾、陈裕光、张伯苓、蒋梦麟、黄季陆、朱经农、郭泰祺等中国名流之外,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泰勒、印度著名哲学家和印度第二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爵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家兼希腊文教授陶德斯、著名学者杨绛在《我们仨》中提到的牛津富翁斯伯丁也名列其中。在先后登上东西文化学社开办的东西方文化讲座的中外名流中,包括美国文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斯坦贝克以及苏联著名外交官、文学家、汉学家费德林等。
    在华西坝发表演讲最多的当属艾格斯顿和李约瑟等。据说,艾格斯顿先后在华西坝发表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冲突》等6次演讲。1942年5月3日至24日,李约瑟曾在华西坝作了12场专门讲演,内容涉及生物学、胚胎学、中西方科学史和战时世界科学状况等方面。在第一次讲演前,中国学者发现李约瑟的讲稿竟然是用中文写的,且封面上赫然写着“演讲谟”三字。这“谟”该作何解?李约瑟解释为计谋、谋略。大家莞尔一笑,劝他还是用英文讲课。李约瑟哪肯放过难得的学习中文的机会,坚持用中文讲演,并要大家随时纠正他的错误。


     数年后,钱穆不无感慨地回忆:“民国32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邀余转去华西大学任教。忠恕留学英国,闻其终年御长袍不穿西装。漫游欧美归后,仍穿长袍。设立一东西文化协会,提倡中国文化。英人李约瑟亦常与会。他年李约瑟之撰写《中国科技史》,亦不得不谓受有当时之影响。”因此,“东西文化学社”发展的首功自然当推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东西文化学社”创始人和会长罗忠恕。


     罗忠恕是四川武胜人,1922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三年级时组织“真真学会”并自办刊物以宣扬新思潮。与鲁迅、郭沫若等由医转文相似,还差两年从医科毕业的罗忠恕转入文科。后来,他考入燕京大学,师从张东荪等攻读哲学与心理学,以硕士毕业论文《柏拉图的逻辑思想》获得全校文科生唯一的金钥匙奖。在回到母校三年后,罗忠恕被委以文学院院长之职。1934年,在提交学校的教改意见中,他说:“中国文化实具有足以维持世界和平之因素,如文学、美术及政治思想等,确可贡献于人类。今天学校之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这可以说是他后来致力于创办“东西文化学社”的本原。


     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在罗忠恕先后两次的欧美之行中,他不断与世界名流巨擘往还讲习。1937年9月,在罗马拜访意大利前教育部长、哲学家晋提立;同月,往捷克拜访捷克国父马沙利克之女亚利丝博士;月底在柏林大学拜访汉学家韩立奇和史坦。1939年底,在剑桥大学与李约瑟博士进行历史性会面。1947年1月10日面晤丘吉尔首相科学顾问、物理学家林德曼;2月,结识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列明教授;12月16日,在美国拜访爱因斯坦,而此前与爱因斯坦已有通信……


     直到晚年,罗忠恕仍继续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技史。非常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四川大学是由原四川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和原华西医科大学合并组建而成,而罗忠恕是少有的先后在三个学校任教的知名教授,也可以说是四川大学文理工医多学科文化融合的身体力行者。积极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是罗忠恕毕生的追求。1985年,弥留之际的他不忘初衷:“要勉励外国学生学好汉语,中国学生学好外语,以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远隔重洋的李约瑟惊悉罗忠恕病故,特致唁电寄托他的哀思。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华西


     在学校历史上,曾经有三位美国副总统前来造访,包括1944年的民主党人华莱士、1985年的共和党人布什和2011年的民主党人拜登。除了布什,其他两位专门造访了华西坝。美国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6月26日由昆明经桂林飞成都,30日由成都飞兰州,曾经在成都逗留三天左右。尤其是在视察华西坝五大学期间,华莱士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简要地梳理一下自称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玉米种植者有一个安全的世界”的美国副总统兼农学家华莱士当年在成都行程的一鳞半爪——在静居寺附近的四川省农科所作关于玉米杂交的学术报告,参观四川省农科所与金陵大学等合办的农业博览会,与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杨允奎等讨论玉米育种情况;接受华西坝五大学的学生专门给他写的长信,信件恳切地陈述当前的中国国事并且全文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赠送成都市有关部门盘尼西林2500万单位;因在蓉美军多次向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部孙明经学习摄影技术,特意赠送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部14部为儿童拍摄的电影片,同时向金陵大学赠送3瓶维他命,当年8月7日金陵大学校务会还专门讨论相关事宜;在抗战时期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主持设计修建的成都励志社大楼当时的美国援华人员招待所接见飞虎队成员,1941年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和妻子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成都后就住在这里;致电罗斯福,强调中国应成立联合政府,并敦促蒋介石采取新的行动;在宋子文、张群、张凌高、汤吉禾、吴贻芳等人陪同下视察华西坝五大学,并前往医院探视美军病员。


  War Baby


     虽然华西坝贵为“天堂”,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师生们也有着平常人同样的艰辛。一次讲话时,张凌高说:“无论时局是何等艰苦,能开学就开学,多上一节课,就多上一节课。这都是学校上所以报效国家,下所以成全学生。”他常年身着一件补丁西装,常用“十年不制衣,穿破衣教学”,“前方有啥吃啥,后方吃啥有啥”激励师生。


     抗战中的华西坝,数千名师生职工同仇敌忾,投身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校园中,忙碌着为前方将士捐募寒衣的学子的身影。高亢的从军歌从操场飘来:“放下书本背上枪炮”,“消灭敌人再回学校”,“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抗战中的这批学生,曾被医学院启真道院长称为“War Baby”。


     华西坝五大学师生组成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举办工人夜校和民众识字班,开辟救亡图书室,积极宣传抗战。他们还开展义卖献金,募集寒衣等活动。五大学先后建立了抗敌后援分会、华西学生救亡剧团、学生战时服务团等组织。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一些外籍教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包括所谓的红色教授文幼章、云从龙、魏露丝、费尔朴、徐维理等。


     1939年1月13日,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邀请冯玉祥将军来校讲演。当冯玉祥将军讲到与日寇血战到底时,他问:“天上的乌鸦多,还是日寇的飞机多?”同学答:“乌鸦多。”他紧接着问:“乌鸦拉屎拉到谁的头上啦?”同学们彼此看了看,边笑边摇头,“没有!”于是冯将军坚定地说:“那么日本飞机扔炸弹就不用怕了!”接着,他提高嗓门说到:“我们要与日寇拼个死活!枪弹炮弹打光了怎么办?用刺刀!刺刀断了怎办?用枪托打!枪托断了怎办?就拳打脚踢!拳脚都受伤了怎办?就下口咬!咬他的哪儿?咬他的命根子!”冯将军誓死抗战的决心鼓舞着年轻学子,五大学师生中掀起了为抗战将士捐献的新的热潮。


  十字花行草亦红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华西坝上涌现出了像黄孝逴这样的女英雄。黄孝逴是四川永川人,1937年秋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制药系。黄孝逴参加了“华西学生救亡剧团”,积极参加抗日宣传。1937年冬,她和同学们一起,买来棉布、棉花,唱起歌,兴致勃勃地为战士制作冬装。1939年2月,五大学成立了空袭救护队,黄孝逴被编入第2中队,参加了各种训练,做好救护的准备。


     同年5月,“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发起成立了防护大队,师生参加者300多人。中大解剖学教授张查理任防护大队长,由医学院教师讲授防毒、包扎等急救知识并进行了演习。6月11日傍晚7时20分,日本轰炸机群突然飞临成都上空。此时,黄孝逴正与齐鲁大学同学崔之华在一家餐馆用餐,便立即奔向救护队指定的集合地点,在赶到距校门不远处,一颗炸弹呼啸袭来,四散的弹片击中了她的后脑,猛烈的气浪又将她卷到路边的刺篱笆上,当场牺牲。崔之华左腿也受了伤。在这次轰炸中,日军出动飞机3批27架次,投炸弹111枚,伤432人,亡226人,损房4709幢。此次救护完成后,五大学师生在事务所礼堂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四川省教育厅长向楚有诗赞扬这位英勇的烈士:“一往当仁与难逢,明褒烈烈见碑丰。自从血染黄泥地,十字花行草亦红。”


  BIG 5


     1945年夏天的五大学联合毕业典礼是历年来最隆重的一次。不知道是否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曙光初露带来的乐观情绪驱使人们把这次典礼办得有声有色。各校议定扩大规模举行,地点仍然在肃穆宽敞的赫斐院前。由于毕业生人数太多,学士衣袍难以准备齐整,因此,改为男生着西服,女生穿旗袍。五大学校长和教授一袭导师服加身,以黄、蓝等颜色的缎条显示其学衔和学位。来宾中,军政要人的穿戴也十分醒目。四川省主席张群是蓝袍黑马褂,邓锡侯将军是全副戎装,教育厅长郭有守则西服笔挺,军、政、学三种类型的长官着装不同。郭有守应邀讲话,他将坝上五大学比喻为“Big Five”。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势将结束,中、美、英、苏、法五个强国对轴心国的战事已是胜利在望。各校从敌占区千里迢迢内迁复校,历尽艰苦,聚合而成坝上五大学,造就人才,为国献力。五大学府就好比五大强国,只有团结一致,才能不断取得胜利。


     1945年8月15日,张群与各位校长正在华西坝款待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有人问:“战争会在中秋节之前结束吗?”旁边接话者回答说:“不,战争还会延续半年或一年。”正在他们对话之际,张群突然接到一封信,只听张群大声喊道:“唉呀!战争结束了。”八年的艰难岁月以中国人的胜利而告终,华西坝五大学也即将拉上历史的帷幕。


     抗战期间,华西坝五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更加强调战时服务,更加注重民生和实用性。如华西协合大学与四川省糖业实验站改进制糖方法的研究,金陵大学培训纺织女工,五大学联合在温江举行夏季培训,葛维汉发现大量的动植物新种,包冉和李明良开展农业环境研究,莫尔思进行人种学研究,韦廉士进行寄生虫与健康的研究等。华西边疆研究会作为考古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机构,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华西边疆研究》等系列研究成果。五大学甚至专门成立了研究部,协调各类研究项目。


     “昔我来时,雨雪霏霏;今我去矣,杨柳依依。”


     1946年,各校复员前,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联合撰写了《五大学联合办学纪念碑文》。其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华西协合大学之校舍、图书馆及一切科学设备亦无不与四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决,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这样的感怀文字,以及“今则五大学楫集于坝上,其名称虽有不同,而精神实已一致。教会大学之合作即以五大学发其端,此则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乃见之于颠沛流离之际,岂不盛哉。行见五大学维此,而盖谋密切之合作,即其他各校亦闻风而兴起,则其成就之大,又不可以以道里计矣”这样的赞美之词。其中,更深刻地体会到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等对华西协合大学一片深厚的感激之情。这是最值得珍重的华西坝抗战记忆。(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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