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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苑
文翁石室化巴蜀 锦江尊经烁古今
时间: 2015-11-02 09:30  阅读 次    来源: 校报664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编写 党跃武执笔   编辑: 廖芹


 

  于德培的功名富贵联

 

  作为四川大学历史源头之一的锦江书院留下了许多精美的艺文,其中,最有名的“功名富贵”联是由1816年任书院山长的四川营山人于德培撰写的。“有补于天地曰功,有益于世教曰名,有精神之谓富,有廉耻之谓贵;不涉鄙陋斯为文,不入暧昧斯为章,溯乎始之谓道,信乎己之谓德。”用今天的话说,这幅楹联的主要意思就是:“对社会有所裨益可称为功,能促进人文教化可称为名,充满精力和活力可称为富,廉洁而知道羞耻可称为贵;无庸俗浅薄举止可称为文,无不清不楚行为可称为章,探究事物的根源可称为道,为人诚实而守信可称为德。”这充分显现了莘莘学子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尤其是对所谓富和贵的注解,对于今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四川学政张之洞

 

  在锦江书院竭力维持的同时,1873年著名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他一生注重开办实业和创办新学,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湖北,他先后创办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他先后创办了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这都是在他创建尊经书院之后的事情。张之洞的到来,似乎给四川和四川教育带来新的风气,也给锦江书院带来新的机会。甫抵四川,张之洞着力纠正四川科考弊政的同时,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四川教育的现状。从他当时的一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失望的心情:“乾隆下诏访蜀故,礼壂石室均渺茫”,“经术道德皆寂灭,世人所爱徒文章”。在考察锦江书院后,他指出了锦江书院的的致命弱点是空说奢谈,只重功名:“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即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当时锦江书院的课业以八股文为主,主要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格局下,作为传统书院代表的锦江书院终究积习难改,使得作为一省教育主管的张之洞不得不另辟蹊径,力促“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尊经书院新开

  正好川籍洋务派官僚、工部侍郎薛焕和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15人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为目的,倡议在锦江书院外再办书院。因此,1874年,四川总督吴棠奏报清廷,“为讲求实学,造就真才起见,有俾作人雅化”,“另建尊经书院讲习经义,并镌刻经史善本”。在张之洞的亲自筹划下,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石犀寺附近今天的四川成都市文庙前街开始修建。为了矫正学界风气,张之洞首先确立了“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的原则,亲自为书院制定了十八条学规章程。他把这十八条写进了《创建尊经书院记》。为表明书院旨在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张之洞对办学方针、师生关系、学生奖惩、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875年春,尊经书院基本落成。看起来,书院规模颇大,堂宇宏深。特别是中厅“石室重开”匾额更显得庄严肃穆,既然锦江书院自称是文翁石室的当然继承人,尊经书院这幅匾额显然有分庭抗礼之意。书院后面建有尊经阁,是张之洞特别吩咐修建的,相当于书院的藏书楼。这里不但收藏有丰富的图书典籍,还有中西时务书报以及各种挂图、仪器、标本等,师生借阅也很方便。鉴于当时四川风气闭塞,缺少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张之洞个人慷慨捐资,为尊经阁添置了经、史、子、集等书1000多卷。尊经书院第一任山长由薛焕担任,他聘请了江浙名士钱铁江、钱徐山二人为主讲。

 

  ■组织洋枪队的薛焕

 

  薛焕(1815-1880),字觐堂,四川兴文人,是尊经书院的发起人和首任山长。1860年,时任江宁布政使的薛焕临危受命,以“兵无可集,将无可选”的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空名,在“江浙各城沦陷”之时,招募美人华尔等,成功地创建了晚清第一支使用先进武器的部队——洋枪队,中国军队由此逐步告别冷兵器时代。一生“终其所怀,己溺己饥”的薛焕曾在上海办理洋务多年,深知“坚船利炮”之实和创兴西学之用。1875年,他率众“投牒于总督、学政,建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世人评价他:“创办尊经书院,有关吏治及人才学校之原,其功尤伟”。尊经书院成就四川大学重要一脉,其首任山长正可谓“高瞻旷览,归画远利”,与锦江书院相同的是,尊经书院也是一所省级官办书院,更是直接得到最高地方长官吴棠和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张之洞的双重支持。与锦江书院不同的是,尊经书院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张,以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原拟增设“声、光、电、化、格致之学”,以领传统教育转型之先。但因风气未开,师资不够,尊经书院只分经术、词章两科,最终还是成为主要培养经、史、词章人才的地方。尊经书院极为重视古代经典的研习,自己还开设了尊经书局,方便刻版印书。尊经书局不仅刊印大量的经史典籍,也刊印部分西洋图书。这在当时的国内各书院中,实属佼佼者。其雕版尚有部分至今保留在四川大学图书馆。1892年,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唐才常从湖南长沙来到成都,也不忘称赞:“四川尊经书院书籍甚好”。

 

  ■清代四川唯一状元

 

  尊经书院学生的选拔极其严格,通常由学政亲自在四川省内各府按比例选送的秀才、贡生中,择优录取。不足额的话,再由书院举行甄别考试来补充。例如在1979年甄别考试中,骆成骧为词章第一,郭圻为经学第一。这里的四川资中人骆成骧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骆状元。1874年,他先进入锦江书院学习,1879年再考入尊经书院。1895年,在殿试中,他本来是传胪即二甲第一名。由于在《殿试策》中引用“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和“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等名句因甲午战争失利而郁闷至极的光绪皇帝被当场打动,立即钦点为状元。正由于这样,清朝四川才有了唯一的一名状元郎。后来,他曾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四川大学的前身四川官立高等学校校长和四川大学筹备处处长等职务。骆成骧虽然是文状元,晚年却热衷于讲求武学,提倡“强国强种”的体育运动。1921年,他任四川武士总会会长,后募集资金建立了国术馆。他一生清廉自守,不求高官厚禄,家用贫困,厨灶屡空。他常常手持一长烟杆,身着土兰布长衫,一顶瓜皮帽,一双圆口青布鞋,扎着裤脚,走在路上俨如一位乡村塾师模样,因而有“穷状元”之称。


  ■尊经五少年


      第一届学生是由张之洞亲自挑选的,他特地从全省3万余名生员中择优选拔了100名高材生。其中就有绵竹杨锐、井研廖平、汉州张祥龄、宜宾彭毓嵩、仁寿毛瀚丰五人。这五个人最为他所器重,“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人称“尊经五少年”。特别是其中的杨锐,后来成了他最信任、最得力的幕僚和心腹,也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在选录学生时,张之洞不拘一格,注重经史根柢,注重综合素质,尽可能做到量才录用。当年廖平参加院试时,答卷不符八股文的格式。由于“破题”按格式例为二句,廖平文章却偏偏写了三句,试卷被作为废卷处理。在复核检查时,张之洞发现廖平文章的解题数语不同寻常,便细加披阅,亲自确定为第一名。正是在尊经书院的经历,为廖平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奠定了基础。他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章太炎称为:“学不纯德,而行乎纯儒。”1898年,廖平与宋育仁、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其托古改制观点为变法维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钱穆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直接继承了廖平的思想。1911年,他任《铁路月刊》主笔,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军政府成立,他受聘任枢密院院长。其后,他任教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四川国学学校并担任校长,还兼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华西协合大学教授。


  ■不开时文四书课


      在选取了优秀学生后,1875年,张之洞对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全新改革,他提出“通经致用”的治学思想,即要求学生精修儒家经典,通晓经学、史学、小学、地理、经济、算术、诗词、古文等科目,然后做到学以致用,紧密结合实际。尊经书院的院生通常每月有膏火银三两,按月有堂课、官课考试。其中,堂课由书院主考,第一名可得奖金三两;官考由总督藩司和成都府轮番主考,第一名可得奖金十余两。尊经书院的课程设置与众不同。每月书院设二课,一为官课,一为斋课;共四题,经解一题,史论一题、杂文或赋一题、诗一题。值得注意的是,尊经书院没有开设其他书院必开的四书课和时文课。张之洞解释说,不设四书课,是因为府、县二级学馆已经开设过了;不设时文课,是因时文无用。时文是科试的程式文章,四书是钦定的科试标准答案。张之洞身为清廷学政,敢于如此作为,确实是极有胆识的表现。对于张之洞来说,尊经书院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社会教化的策源地。他表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因此,书院始终提倡厚植经史根基。按照张之洞的要求,学生应熟读《皇清经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基本典籍。从内容上看,这些典籍突破了科举考试教科书的范围,体现出“通经学古”,也就是“通经致用”的思路。这直接导致了尊经书院学生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注,成为尊经书院的学生后来在四川乃至全国性的革新运动中都能起到重要贡献的主要原因。


  ■《輏轩语》和《书目答问》

 

  为了指导学生学习,张之洞专门编写了《輏轩语》和《书目答问》两本书。《輏轩语》是他为学生所写的训诫之言,主要是他的治学经验和心得。其中,他要求学生,在行为方面,要努力做到“德行谨厚,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厉气节,出门求师,讲求经济,习尚简朴,读书期于有成,戒早开笔为文,戒早出考,戒侥幸,戒滥保,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轻言箸书刻籍,戒讲学误入迷途,戒自居才子佳士,戒食洋烟”。张之洞在近代文化史上极负盛名的《书目答问》一书原本也是专门为尊经书院的学生“提示治学门径”而作的。为了使初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能够迅速地得其“要领”而不至于“劳而无功”,他开具了一部学生的“应读书目”。在每本书下,他详列了当时若干重要和常见的版本和注本,简洁扼要,便于一般读者的需要。因此,《书目答问》很快流行开来,成为清末新式书院和学堂的必读之物,至今仍是国学研究者重要的参考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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