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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苑
中西学堂领新风,两院入堂奠基业
时间: 2015-11-30 10:36  阅读 次    来源: 四川大学报668期 党跃武  编辑: 王琪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晚清洋务运动的改良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指导思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作方针,掀起了中国近、现代化的浪潮。在文化教育方面,一大批新派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变法自强,提倡办洋务,兴西学。四川虽地处内陆蜀中,也受到了这股风潮的强大冲击。


中西学堂试办


  1895年,踌躇满志的鹿传霖就任一品地方大员的四川总督。作为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鹿传霖一到任,立即任命宋育仁为管辖招商事务的道员,创办了重庆招商局,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他赞同停书院、办学堂、颁学制、停科举、设学部等教育改革。于是,他很快批准了在省城试办四川中西学堂的申请。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是成都传统习俗中晒衣晒书的日子,某种意义上也是读书人的节日。1895农历六月初六刚过,就在六月初八即公历7月29日这天,在成都铁板桥(大概在今天的椒子街)暂借的学堂馆所里,30名年幼聪颖的年轻子弟在英文副教习长德、法文记名副教习恩禧和中文教习林有庆的带领下,开始系统地学习所谓的西文西艺。这群对西学几乎一无所知的学子,迎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书院的学习生活。在鹿传霖的指示下,学堂一面派人前往上海,购买各种西洋书籍和实验设备;一面积极筹集款项,购买土地并修建学堂房舍。由于中西学堂是由四川洋务总局主管的,于是,他责成四川洋务总局尽快委派人员全面监管学堂。


新任四川总督鹿传霖


  鹿传霖,1836年生于河北定兴县,字润万,一字滋轩。1862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来四川前,他曾在广西、福建任按察使等职。鹿传霖做官的五十余年,正值清朝末年,贪官污吏满天下。他自幼时起,就知道有诸葛孔明,一心奉为修身立德的榜样。在南阳武侯祠,他题写的“吾师”匾额至今庙堂高挂。因此,他正人先正其身,对属下严格要求,对贪污受贿者一律黜革,不讲任何情面。在当年给子侄的信中,他曾经严厉批评他们无偿利用族人修建祠堂的行为。


鹿传霖一生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的后人曾经保留下来一张鹿传霖当年用过的手绢,上边有很深的折皱,可是他仍然坚持使用。他洗脸用的面巾也是他的夫人亲手用布缝制的。他坚持“每饭一菜一汤”,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每每退朝后,唯手执一卷,危坐竟日。官至极品的他实在是将节俭作为一种习惯。


  鹿传霖后来官至军机大臣。史学家胡光麃在《大世纪观变集》中有一副给鹿传霖的挽联:“是武侯后身,蜀道讴思韦节度;留文贞故笏,召棠遗爱魏司空。”在这里,他被比作唐朝治理蜀地二十余年的韦皋和三国时辅佐曹操和曹丕的陈群,甚至与诸葛亮和魏征相提并论。的确与众不同。他在慈禧太后寿辰日上表中有“举案齐眉”之语,引得太后不快,但是,由于在八国联军入京之时带兵北上勤王,而深受太后器重,此事就不了了之。他因年老听觉不灵而重听,或许是假借重听,经常在廷上直言朝政,而对他人言论不加理会。


中西学堂正式创办


  1895年12月22日,鹿传霖上奏光绪皇帝。他首先陈述了创办四川中西学堂的缘由:“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接着,他详细奏报了四川中西学堂师资等办学条件基本到位,房舍正在修建将在8个月内完工,并且已经借馆招收30名学生开始试办的具体情况。最后,他请求光绪皇帝“仰悬天恩敕下总理衙门立案,议定章程,饬行遵照”。


  奉光绪皇帝特旨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移文,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96年6月18日),四川中西学堂正式开学了,新校址紧邻以奉祀三国人物刘、关、张而知名的三圣祠。首批在校的内外堂学生48人。他们是内堂英文学长曾纪云、马国桢、李荝园、陈正贵;内堂英文专业学生肇禄、王作阜、林国华、钱为善、贺秉钧、刘楚卿、朱开府、刘兆元、德禄、文开铸、刘亚元、冯元柱、黄秉中、狄蔚夔、张钧;内堂法文专业学生刘廷栋、李际熙、张义新、陈大猷、徐熙椿、关尚志、赵世荣、任峄、任崧、游汉章、李祖毅、张维垣、炳禄、毛席丰、刘明谕;外堂学生陈海龄、伍鼎、余炳烈、黄循、高寿恺、武尔墉、何鲁、唐济铎、李载荣、许文光、叚应祥、杨汝霖、谭德浚、何国璜。


  在四川中西学堂成立之前,国内已有类似的一些新式学堂出现,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这些学堂差不多同时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按照西方高等教育规制,实行分科教学的近现代高等学校。其中,湖北自强学堂是今天的武汉大学的前身,是由尊经书院的创办人张之洞1893年建立的。鹿传霖刚好是张之洞的姐夫,他还专门向张之洞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首任校长何维棣


  作为四川引进西学的急先锋,四川中西学堂可以说是领文化转型之先,是四川当时唯一的省级新式学堂,也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之一。作为四川中西学堂继承者的四川大学成为四川古代和近代高等教育的结合点,生生不息。


  首位管理四川中西学堂委员即四川大学首任校长是由四川洋务总局委派的刚刚年届40的何维棣。何维棣出生于“诗文书画兼工,四代十人盛名”的湖南道州何氏世家,是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教育家何绍基的孙子。他的父亲何庆涵也是非常有名的书画家。


  何维棣曾经集苏东坡的诗句“身行万里半天下,当时四海一子由”以自励。他后来任四川印刷局总办时,因为拒绝四川总督赵尔巽的亲属采买印刷货物虚报款项而自请辞职。光绪初年,他曾经与易实甫、程颂万等人在长沙蜕园组织湘社。他本人也是有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著有《潜颖文》、《潜颖诗》和《煮冰词》等。

 

  当年,他的祖父在四川学政任上曾经聊发感叹:“江山此台高,问坡颖而还,千载读书人几个;蜀中游迹遍,信嘉峨特秀,扁舟载酒我重来。”他对苏轼和苏辙以来有多少读书人的疑问,实际上蕴涵着对巴蜀学子的殷殷厚望和激励之情。不知他是否想到,他的后人竟是四川创办新学、作育人才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后来,国立成都高师教授朱青长来到乐山东坡楼。当他读到这副楹联后,另题一联,也算是对何绍基的疑问的回答:“杰阁瞰双津,锁领源头,略放余波衍江汉;雄才横百代,扫空千古,长留风月管岷峨。”这或许可称为四川教育史上的“绍基之问”吧。


新式学堂的典范

 

  四川中西学堂以培养“通达时务之才”为目标,初设英、法文科,以学习英、法语言文字为主。次年,四川洋务总局行文确认,在四川中西学堂增设算学馆即算学科。按照今天的说法,四川中西学堂最早的三个专业就是英文、法文和算学。

 

  四川中西学堂按照西方“分科立学”的教学制度,对学生按科类、分程度编班定级。从当时的办学章程和课程设置来看,四川中西学堂实行的是学年学分制。在开设的课程中,学堂大量安排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平等代数学、平等三角学、平等重学、高等代数学、高等三角学、高等重学、测地学、测天学等10类27门之多。在教学上,中西学堂采用当时流行的赫尔巴特教学法,分科分班授课,要求读满一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四川中西学堂根据生员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分为学长、学生、附学三个层次。学长程度最高,为“资性颖悟,易于造就”的有举人以上功名的人士。从学生籍贯看,川籍人士占56%,来自直隶、顺天、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山东等地的学生和旗人子弟占44%。这说明四川中西学堂一开始在教习、生员方面就是面向全国的。


  据1902年统计,四川中西学堂收藏中外图书达一万余册。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种之齐,堪称当时四川之最。其中藏有大量外文原版自然科学书刊和教本,也收藏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读物的原版本和近人中译本。四川中西学堂成为当时中国西部一个重要的外国科技文献和图书的收藏中心。

 

  1900年,四川中西学堂有了第一届毕业学生。学堂规定,考得一半学分者发给三等执照即毕业文凭,考及三分之二学分者发给二等执照,考得六分之五学分者发给头等执照。二、三等执照由四川洋务总局转报四川总督署备案后发给。头等执照则还须呈报四川总督亲自核准。获得二、三等毕业执照的学生,原则上到川内或原籍省、区当中学堂教习,也可自费出洋留学。获得头等执照者,在经过严格考核后,公费派送出洋留学或授以功名。


  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从四川中西学堂毕业生中选拔18人,从尊经书院选拔4人,由知府李立元带队到日本和西方“国家公学堂肄业”。这是四川学生第一次公派出国。当时规定,留学时间一般为三年。要等前一批学生毕业后,再安排下一批学生出国学习。从选派留学生的生源结构来看,锦江书院无人入选,可见其与西学之差距日盛。留学生回国后,大多从事教育或实业。例如,原籍江苏的四川中西学堂英文科首届毕业生钱为善,曾经留学英国伦敦斯芬伯大学学习机电。归国后,他被清廷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任四川电话局局长,后来担任了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四川中西学堂法文科毕业生胡骧是四川人,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回国后被清延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担任过四川机器局局长。


  四川中西学堂成立之初,就以先进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成为当时国内新学堂中的佼佼者。两年后,清廷军机处以火票形式,点名表彰了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要求各省督抚“已设学堂者量为拓展,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而在1898年谭嗣同等发起、熊希龄任提调的湖南时务学堂,其办学章程即《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中,其学制和学生管理条款就明确指出:“照四川中西学堂例”。


与文正文襄同志


  历来地理环境闭塞的四川,办起了得风气之先,与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的中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鹿传霖的大力推动。鹿传霖对四川中西学堂关爱有加,他亲自审定了《四川中西学堂章程》二十条,并且对办学有功者和学习有成者予以表彰。针对部分学生出现的不思进取而任意告退状况,他亲自发布《严禁中西学堂学生任意告退示》,明确了管理制度,要求他们谨守堂规,争相奋勉。

 

  然而就在中西学堂创办两年后,鹿传霖因在川藏边区积极推行改土归流遭反对而离开了四川。之后,他再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和军机大臣等职。1901年,他被提升为办理新政的汇统中枢的督办政务处的六名大臣之一,其中包括庆亲王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和王文韶等人,张之洞和刘坤一为参预大臣。由此可知,鹿传霖在清末洋务派和新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1904年,清廷户部拟设立银行,鹿传霖带头表示入股而出资一万两。1909年,鹿传霖与摄政王载沣同受遗诏,辅佐幼帝,拜体仁阁、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1910年,鹿传霖病逝,谥“文端”。在鹿传霖辞世后,清廷表彰他是“一事不苟,一语不欺,公而忘私,始终如一”。上海《神州日报》专门在纪念他的文章中说:“自州县以至封疆,咸以勤能廉洁著称。且公虽峻丰裁,而无人诋之者,则其生平无暇可指,概可知矣。”


  在鹿传霖病逝后,与张之洞、张百熙等厘定大学堂章程的荣庆送给他的挽联评价到:“继忠节壮节家声,允称无愧。与文正文襄同志,胡又云徂。”上联评价的是鹿传霖的政绩,下联则称赞他办新学堪与“文正”(即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管学大臣孙家鼐)、“文襄”(即张之洞)并列。在某种意义上,把四川中西学堂与京师大学堂相类比,同样可以说是对四川中西学堂的极大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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