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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理论聚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

时间:2017-10-17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志明    作者: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

 

何志明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一、脉络梳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传统


  在中国现阶段的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竞争性政党并将长期处于执政地位。非竞争性政党有利于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但外部有效监督力量的缺失,亦是其自身难以回避的缺陷。在当下的政治运作框架下,不可能出现挑战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政治力量,进而无法采取西方议会政制中在野党监督的方式来督促执政党远离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监督就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有效手段。这种内部监督,落在实处就是从严治党。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二六”重要讲话中,再次对从严治党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主张,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习总书记关于从严治党思想的系统性形成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传统相延续。


  自中共成立之日起,从严治党始终被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尤其强调党员对于党组织的服从以及党纪对于党员的约束。列宁主义政党区别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显著特征有三:一是高度的意识形态认同;二是严密的组织结构;三就是森严的党规党法(即党纪)。党纪是凝聚党员意志,增进彼此认同的重要媒介。在革命年代,党纪是保证党组织和党员安全的生命线。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更是以铁的纪律著称,十分强调党员对党纪的遵守。自中共“一大”召开后,党员数量呈现飞速增长的状态。1923年全党成员为400余人,到1925年猛增至3万余人。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一些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其间捞取个人利益。为此。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随时考察党员,并随时将其中的蜕化分子清洗出党。为了加强对党员的纪律约束,中共中央除设立了专门的纪检机构,例如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还制定了许多党纪党法约束党员的行为。


  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使其在组织形式上与苏俄共产党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以效法俄共而组建,但三者对于纪律条文的建章立制却有着较大的差异。据研究,在制定党纪条文方面,中共在内容方面的设定,却是俄共所不能及者。王奇生在研究了1920年代国民党、俄共和中共三者之间对于党纪规定的条文后发现,国民党基本是照抄俄共党章,而后者在针对“纪律”的条文规定为四条,而中共党章中却多达九条。不仅如此,中共还在党章之外,通过了一个组织章程的决议案,其中包括了七项组织纪律的原则。对于违反党纪的党员处分中,“三党党章的规定也宽严不一。国民党与俄共基本相似,而以中共的规定最严厉。”紧接着,为了设立专门的党纪监察机构,1927年4月的“五大”上,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其作为严肃党纪的专门机构。


  在即将取得执政地位之时,在西柏坡会议之时,毛泽东就率先向全党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和反腐倡廉的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日益巩固,一些官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中共中央为此发动了一场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的整风运动。


  中国共产党前后开展了整风、“三反”等运动,专门查处一些贪污腐败的分子。在“三反”运动中,著名者如刘青山、张子善等高级干部因贪污腐败而被枪决。在这场运动中,查出贪污分子共123万人,其中共产党员19.6万人,占总数的16.3%,受到刑事处分的为3.8万人。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还根据各种社会运动,例如土改等进行整党。截止1954年春,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达到41万人,占党员人数的6.4%。通过列举这些数字,可以较为直观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传统及其成效。反观曾今在大陆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在1924年至1934年长达十年的时间内,经查明的违纪党员总数为9622人,减去免于处分的2790人,即受到警告以上处分的党员为6832人,平均每年700人,但以平均全国党员(不计军队与海外党员)250000人计,人数所占比例为0.28%,其中受开除党籍(包括永远或短期开除)处分的人数为1913人,平均每年200人计算,即每年有0.08%的党员被开除出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每年因违纪被开除的党员不足一人,这生动地说明了国民党内党纪的涣散。党纪涣散,最终成为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国民党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党纪涣散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必将是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195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次设立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据统计,在1956年、1957年和1958年,各级监察委员会处分党员为15.2万、12万和50.8万人。这个数字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党员干部进行的反腐倡廉活动繁多,具体见下表:

 
“文革”前中共中央发起的反腐倡廉活动一览表
名称
时间
内容
“三反”运动
1951-1952
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五反”运动
1951-1952
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整党运动
1951-1952
训练、教育和审查干部
“新三反”运动
1953
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厉行节约运动
1955
节约公共开支
全党开门整风运动
1957-1958
反主观、宗派、官僚主义
城市“五反”运动
1963
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注意和官僚主义
“四清”运动
1963-1966
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


  这是笔者根据史实编制的一张表格,它直观地反映了中共中央在从严治党方面所进行的努力。这些全国性运动的开展,对于遏制党员干部腐败乱纪行为的蔓延有着显著效果。但遗憾的是,随着“文革”的爆发,全国政治秩序被破坏,导致日益确立的党纪党法制度几乎被废止。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将纪检工作纳入日常、制度化的轨道。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党员干部因为触犯党纪国法而被严肃查处。据统计,自1982年至2011年的30年间,因违反党纪政纪处分的党政人员达到420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多达465人。通过梳理1921年至今中共中央反腐倡廉的基本脉络可知,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二六”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从严治党的基本方略,是对党这一优势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二、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深刻内涵

 

  从前面叙述可知,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从未松懈的伟大工程,更是我党的优良历史传统。2012年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相继召开,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备受瞩目。在十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中央常委与媒体举行的集体见面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面对中外媒体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于从严治党战略的坚定不移,毫不避讳党内存在的问题,他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并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打铁还需自身硬”,即“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可见,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思考的重要问题,并作为他执政后实施的重大工程。这种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


  首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历史任务的紧迫性。11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目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党员干部素质、能力及其作风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及党的历史任务相比,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他尖锐地指出,“新形势下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针对近年来党内发生的一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他对此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他告诫全党:“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到历史任务的高度予以定位,并将其成为第十八届中央的重要行动指南。


  其次,强调“看齐意识”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为了给全党做出表率,以“看齐意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看齐意识”,是指我们党是一个思想一致、行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将一切思想与行动向党中央看齐。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就曾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看齐的本质要义在于树立标杆,规范行为。2012年12月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八项规定”,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改进会风精简文件、规范出访、厉行节约严格执行住房和车辆配备规定作出了明确要求,并明确提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该规定出台以来,迅速成为全党克服奢靡之风的标杆,全国各地机关的宴请浪费现象得以迅速制止,“三公”消费更是显著下降,节约了国家资源。由此,全国范围内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的风气很快成为时尚,成为百姓口口相传的重大举措,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为加强。“八项规定”的出台,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在该规定的约束下,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诸位常委,为下级,为全党更为全国发挥了榜样性的效果,将节俭之风带到了全国。因此,从中央常委见面会到八项规定的出台,成为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系统性形成的开端,由此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的历史性序幕。


  第三,深刻阐述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的提出,完整地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更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直接体现。“四个全面”的形成亦体现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城”的“三个全面”;在12月,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在“三个全面”的基础上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这次讲话首次也成为“四个全面”并提的重要开端。从时间先后顺序即可看出,习近平之所以将“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地位,是经过反复调研、深入思考的结果。在“四个全面”中,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都强调对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的遵守,两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极为密切。对此,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认为,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而对立的关系,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反之,“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并且他明确指出“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从严治党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举措,自然必须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第四、以群众路线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中国其他政治党派特别是国民党的重要标志。早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组织章程中即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并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从此以后,群众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路线,并最终帮助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但是自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逐步脱离群众,讲排场、比待遇,其中一些人甚至触犯党纪国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那么,如何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2013年6月18日,在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开展此次活动意在强调全党的优良作风,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与执政地位”。针对党内存在的“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以及“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等现象,他要求通过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种整治行动,既是一次实践教育活动,又是对违纪党员干部惩戒的一次从严治党行为,两者密切联系,形成有机统一关系。


  第五、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借鉴古代历史智慧有机结合。从严治党,意在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严肃党纪,关键在于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传统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其间积累了丰富的反腐倡廉历史经验。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即不断强调党员的廉洁自律,并不断采取措施严肃党纪。可见,无论是中国古代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举措与经验,均值得今人借鉴。为此,习近平做出了自己的思考。2013年4月19日,他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他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应该“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并“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他的倡议下,十八大后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个特殊机构——“巡视组”出现了,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各省市(自治区)向各市、各市向各县均派出巡视组,代表上级对下级的工作展开巡视。同时,以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接收群众的举报,以便发现问题线索,及时对违纪干部予以惩治。这种特殊的派出机构,即是借鉴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钦差”和党史上的巡视制度。巡视组的到来产生了明显的震慑效果,对于纠正歪风邪气,严肃党纪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干部违纪线索,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柄利器。可见,这种派出机构的产生,即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与传统历史智慧有机结合的重要体现。

 

  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与实效

 

  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原则,惩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分子。一大批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包括正国级原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他的落马,打破了社会上流传的“刑不上常委”谣言。正如中央所说,无论什么人,不管你职位有多高,职务有多大,都要一查到底,绝不手软。据统计,截止2017年7月31日,十八大以来先后有100多名省部级以上干部落马,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已经有17名中央委员(含政治局委员1名)、17名中央候补委员和2名中央纪委委员接受组织调查。这些数字都生动地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这些人贪污腐败数字惊人,大搞权钱交易,甚至泄露国家机密,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这些人被处理,大快人心,加强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清。可见,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取得了明显的实效,真正体现了“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总的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在实践层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高层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在对违纪干部的查处。十八大后不久,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即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由此开启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序幕。随着反腐败的逐步深入,所揭露出的问题也日渐触目惊心,而涉及到的领导干部地位更是越来越高,甚至涉及到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这是摆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中共中央坚定地表示:“要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做到查处违纪案件一视同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绝不手软,以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在经过严密调查后,2014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并于12月5日开除其党籍。周案的查处鼓舞了全党全国,将反腐败斗争推向新高潮,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与毅力。在查处周永康案后,一大批位高权重的“老虎”纷纷落马,其中即有前任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他们的落马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这种战果的取得,与现任党中央坚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为此,习近平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讲话中,再次提及了此案:“我们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旗帜鲜明讲政治,从严从紧抓纪律的氛围”。周永康案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重要范例,将中央高层作为反腐败的试验田,在全党全军中树立了榜样。


   其次,以巡视为抓手,重拳“打虎”成效显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就是派出巡视组,前往目标单位开展巡视督查并打击腐败,严肃党纪。巡视组的组建及派出,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手段,强化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监控,加强了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且没有在野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强化自我监督,防止党员腐败变质,就是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巡视组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中央对地方监督难的问题,它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古代“八府巡按”制度的借鉴,又是对党史上形成的党内巡视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为此,总书记对巡视组的功能予以高度评价。在中纪委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说:“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因此,“我们加强对巡视工作的指导,擦亮巡视利剑,聚焦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截止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央巡视组开展了8轮巡视,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管金融单位党组织的全面巡视,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央管理干部中,“一半以下是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的”。习近平指出:“我们开展专项巡视,冲着具体事、具体人、具体问题而去”,“各省区市党委、部分中央部委和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规范巡视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态势。巡视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凸显党内监督制度的力量。”通过巡视工作,不少“老虎”纷纷落马,使百姓拍手称快、民心大顺。


  反腐败及其“打虎”固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但通过反腐败全面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则是其最终目标。巡视组在开展工作之时,除注重反腐外,还要就单位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做出诊断,帮助被巡视对象积极整改,即“巡视组对发现的问题要挖出深层组原因,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堵塞制度漏洞”。可见,从全面从严治党最终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要归属,并将推动全党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现代化。
再次,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大力惩治“微腐败”。“老虎”的腐败固然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但在基层为数众多的“微腐败”则同样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习近平总书记从严治党思想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其目的并非仅仅惩治中高层存在的腐败现象,而是将全党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量。对于基层出现的“微腐败”,习近平从未等闲视之。在中纪委第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对于基层“微腐败”的危害性进行了精辟地阐述:


  “当前,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基层干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易发多发、量大面广。有的搞雁过拔毛,挖空心思虚报冒领、克扣甚至侵占惠农专项资金、扶贫资金;有的在救济、补助上搞优亲厚友、吃拿卡要;有的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执法不公,甚至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代言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没有小视微腐败,反而将其提高到群众对党的信任的高度。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地方各级开展了一系列惩治微腐败行动,查处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使老百姓拍手称快。2015年,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很满意或比较满意。中国社科院一个问卷调查显示,93.7%的领导干部、92.8%的普通干部、87%的企业人员、86.9%的城乡居民对中国反腐败表示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这个数据“这再次印证党风廉政建设的反腐败斗争、顺党心、合民意,有着广泛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微腐败”的治理,关系着党在基层的形象,关系着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从民意调查经过可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治理微腐败,有效地提升了群众自身的获得感,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四、结语

 

  作为党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关系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效,关系党执政兴国的基础,更关系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如何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深入思考,坚持顶层设计与治理微腐败相结合,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取得了重大成效,使党的执政基础更为稳固,执政水平更为提高,执政理念更为明确。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从严治党的思想的系统性形成,并成为党加强自身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指南。总的说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顺民心,得民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符合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甚至走向腐败犯罪的深渊。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党存在“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这是党执政兴国所需要面对的“四大危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勇敢面对,采取积极举措,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在于抓住关键少数即党员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契合了当下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主流。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符合新形势下加强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需要。新形势下,一些党员干部存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乃至贪污腐败,严重败坏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这种情况不及时得到治理,将严重破坏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针对这些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并提出惩治基层“微腐败”的主张。惩治“微腐败”,属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基层举措。正如他说言,较之远在天边的“老虎”,近在眼前的“苍蝇”更令人民群众愤慨,其产生的危害性不亚于“老虎”。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加强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使党的执政基础更为巩固。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符合新形势下加强党应对国际复杂局势的需要。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党必须团结一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实力之间的较量。在中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要建设强国,首先建设强党,强党之要,首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只有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强国,才能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发展,使中华民族早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已经呈现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给今后党执政兴国提供了重要启示,应该成为党执政兴国的行动指南,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保驾护航。

 

  (说明:由于网页篇幅原因与网页编辑需要,已删除本文的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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