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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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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理论聚焦】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上)

时间:2017-10-12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蒋永穆、张晓磊、周宇晗    作者: 
 

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上)

                                          

                蒋永穆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张晓磊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周宇晗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CSSCI来源期刊)2017年第2期

 

  一、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时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同时,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中国奇迹”。


  对“中国奇迹”的形成,国内外学者已有很多研究和解释。但从总体上看,不少学者的研究和解释一方面试图归纳“中国奇迹”的特点,寻找形成“中国奇迹”的动力,发现“中国奇迹”的规律;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和解释又具有一个共性: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劳动力、技术、资本、制度等要素出发,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以下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和解释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和看法的共同特点。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适合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如有学者依据马克思曾指出“使用物作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等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再适用,更不存在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


  (2)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如国外有学者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得益于一系列的初始条件和内部条件:一是经济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之初大量劳动力在农村,中国的改革使得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过渡,大量流动的劳动力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二是改革之初,中国的金融部门相对稳定,没有严重的外债。再如国内有学者依据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制度变迁说”,认为中国30年的制度变迁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中国之所以发生有效的制度变迁,其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的分散性、市场化改革的自我强化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泛利性。还有学者用新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认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来自于加速技术创新,完善、健全制度因素。


  (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认识不清。如有学者过分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存在“唯GDP论”,即以GDP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不考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协调以及“唯GDP论”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再如有学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要么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要么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都要体现以资本为中心。


  (4)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如一些国外学者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观指导下,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蓝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进行设计,想方设法想在中国推行“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方案。再如有国外学者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因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或高储蓄、高投资,否认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指出,亚洲其他国家也曾有过和中国一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不足为奇。他认为中国单纯依赖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另外,还有国外学者在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总是掺杂意识形态偏见,既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又否认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


  (5)鼓吹“中国环境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环境威胁论”最早由美国提出,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当任所长莱斯特•布朗在美国《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粮食危机,并警告中国的环境问题将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这一论调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可兼得。其观点包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能源消耗从而引发的“能源威胁”;中国经济发展是“先污染、后治理”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做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将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等。


  (6)过度强调虚拟经济的作用,忽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辩证关系。如有的学者依据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引用过的一则预言——“符号性财富将取代真正的财富!”——公开宣称,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成为虚拟资本主宰的世界,虚拟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再如有的学者将虚拟经济看作是脱离实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有意夸大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没有认识到虚拟经济是来源于实体经济并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还有学者忽视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可能导致的泡沫经济、实体经济动荡等危害,对历史上四个核心国家,即意大利、荷兰、英国以及当前的美国因为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反复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动荡,甚至导致发达经济体的衰落的现象视而不见。


  (7)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衰落,根本无法实现城乡一体化。如有学者认为,我国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曾经实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资金积累、原料供应,以强制性手段通过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积累了工业资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重蹈这一覆辙,会不断加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再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城市和工业容易形成先发优势,造成城乡的不平等格局,而这种格局一旦形成,“马太效应”将不断加剧城乡的二元分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和解释的现状折射出来的,是我们还没有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这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认识上的严重误区,直接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探索和构建。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既是理论构建的需要,又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就一定难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尝试


  为了解决理论界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严重误区,我们在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以下简称高教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一尝试的基本思路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着力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系列经济发展思想,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七个方面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从中提炼和总结一些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飞跃,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度挖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19世纪中叶,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缺乏研究的看法是极为错误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都进行过较为充分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社会扩大再生产、物质积累等理论中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首先,他们论述了经济增长的定义,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数量上的增加,从价值形态看,则是一个社会新创造的价值量的增加。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了研究。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实质上是生产力的发展,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如果产品种类或生产结构不变,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可以用各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来表示,取决于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术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质量或性能,劳动组织的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的优劣等因素。另一方面,若考虑到产品或生产结构的变动,生产力的发展就应体现为产品的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高级化。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则受到不同社会经济规律的影响,包括所有制关系、增长的目的、动力、机制和后果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作过多方面的阐述。首先,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时,说明了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条件,包含了宏观经济结构均衡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供求均衡不只包括总量均衡,还应包括结构均衡,只有保持适当的经济比例,才能使其健康发展。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设想时,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高度发达、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故这一描述也可以看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的表达,也就是建立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经济发展中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进步的描述散见于其诸多著作中。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城乡融合是随着生产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时经济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一致的过程。


  (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发展的结果,有着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概括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阶段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


  首先是阶段优势。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快速增长大多出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这主要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得到提高,而转移到城市和其他产业的农业人口又创造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刺激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也创造了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的基础。


  其次是大国优势。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劳动投入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劳动质量不断提高。教育水平长足的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的逐年提高,都使人力资源平均水平得到提高。二是空间优势。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促进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由产品种类繁多产生的范围经济,促进了分工的不断扩大;由区域差异产生的梯度效应,促进了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这种空间优势也是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的客观基础。三是内需优势。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资源,创造着巨大的市场需要。四是资本积累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储蓄与高投资并行,高储蓄与高投资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基础。


  最后是制度优势。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经济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解决了传统体制中存在的激励不足问题;价格决定的市场化,使价格能够及时灵活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状况,解决了传统体制中的信息搜集和传递难问题;竞争作用日益充分地展开,推动了技术、产品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解决了传统体制的创新缺乏问题;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劳动分工日益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分工与交换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不足问题。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很多新特点和新优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公有制为主体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政府有效调控同市场有效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相结合,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展、改革与稳定,等等,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融合了多种制度的优势和长处,使各种资源都得到比较充分有效的利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质的科学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所有制、分配制度、国家作用等。这些区别在经济发展方面就体现为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在于实现共享发展的理念,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是全面共享,是共建共享。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科学的路径,这就是要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点所在。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动力与平衡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内容全面丰富完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对于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说明:由于网页篇幅原因与网页编辑需要,已删除本文的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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