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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理论聚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时间:2017-09-29  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国敏 陈加飞    作者: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王国敏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陈加飞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
 
(来源:《理论学刊》(CSSCI来源期刊)2015年第8期)                                  


  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步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境界。习近平在羊年春节前夕赴陕西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时的讲话中强调,落实好“四个全面”,“要求全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实践平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理论需要,把“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考察,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四对具体矛盾”的科学回答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其中,基于“基本国情”之上的这一“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如下“四对具体矛盾”:


  第一,经济总量大与人均落后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24.1亿元逐年上升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跃居世界第二,经济成就是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中国是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农业大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能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以其自身经济总量相比差距非常之大,这充分说明中国目前人均GDP和居民收入等指标仍大幅落后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未变,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仍旧突出,解决经济总量与人均落后之间的矛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这种经济总量超大而人均落后的差异格局离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是极不相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必须着力解决这一基础性矛盾。


  第二,先富后与共富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标志和主要特征,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性抉择。改革初期,邓小平一贯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然而在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许多地方强调“先富”,却不顾及“共富”,导致了先富后共富止步不前的现象,严重制约着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进程和最终实现。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我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们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低端25%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贫富差距扩大化不仅反映在国内,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这不仅反映共富面临严峻挑战,也反映了收入差异扩大速度增快,两极分化严重制约着共富的实现。1993年,邓小平在最后一次长篇谈话中就曾提出,“要防止两极分化,……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走上了邪路了。”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贫富差距拉大严重阻碍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主动适应新常态,继续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先富后实现共富的发展障碍,否则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止步不前,甚至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改旗易帜、走上邪路的悲惨结局。


  第三,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均GDP在2006年已经达到2069.79美元,接下来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2013年达到6911.66美元(根据当年GDP总量568,845亿人民币,13.5亿人口,美元兑人民币汇率1:6.0969换算得出)。按照经济发展惯性,从2007年中国的解决发展方式转型就应该启动。但仍在今后的6年多保持增长,这是由于外延式和粗放式发展、过度消耗资源、生态环境代价过大成为支撑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方式造成的,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严重制约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可持续发展任务艰辛。加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发展还不平衡,创新驱动能力和科技水平依然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使得经济长期发展中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构成了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一方面,科学技术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在产业升级、跨越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制度性障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矛盾,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改革推进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技术创新、结构改善、动力调整等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发展。


  第四,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和主体力量,推进这一伟大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不断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与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但不容回避和不容忽视的是,在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不正、原则性不强、为政不廉等不符合党的纯洁性要求的问题,这必然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削弱党的战斗力。 “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求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党面临的考验和危险主要聚焦在“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执政能力的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些矛盾、挑战严重制约着党治理能力的发挥、提升。新形势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认识世界就是认识矛盾,改造世界就是解决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党在不断认识和解决矛盾中不断前进发展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梦的实现进程,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好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尤其是针对具体的经济增长总量和人均落后、先富与共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党面临的一系列考验和危险,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以及依法治国方略落实不够,民主、法治有待加强等具体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纷繁复杂,不能够用线性思维解决,单兵突击无济于事,必须采取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思维,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能否解决这些矛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新时期得到坚持和发展。2015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强调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热切期盼,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理论能否有效指导实践,首先取决于实践主体对理论的需要程度。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需要,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提出的科学思想,构成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自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


  提炼、概括出系统性和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发展的鲜明特色。在列宁看来,理论的概念和范畴,不仅是认识的“工具”,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列宁指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真正的理论创新,就是以新的概念、范畴表达新的时代精神,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建构新的“阶梯”和“支撑点”。能够称得上理论成果的都是作为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建构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次理论跃升都是为着解决当前和下一阶段实际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带有明显的理论化、系统化、体系化特征,都相应地产生一系列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往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都是如此。


   “四个全面”作为新时期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布局,有着自身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畴,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阶梯”和“支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简单的并列、平行关系,而是一个联系紧密、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目标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动力源于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利益固化藩篱的破除。制度保障在于不断推进依法治国,法律权威的树立,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弘扬。加强核心领导和确保政治保证,关键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提高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始终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动力维度。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的前提下,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改革,又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根本方法和途径。再次,“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法律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也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配套实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营造公平正义的法律环境。不遵循法律规矩的改革,其成果是没有保障的,不坚持党的领导的法治建设,依法治国也不可能做到全面,依法治国与改革和党的领导紧密相连,相互推进。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主体维度。全面从严治党,既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又关系到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改革的全面深化,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灵魂,它与其他三个“全面”处于辩证关系之中。全面从严治党为“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及其目标实现提供政治保障、凝聚主体力量。


  对“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有过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要让全民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还亲自作了说明,“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刘云山同志2015年3月7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安徽团审议时指出,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发的列车,那么改革就是发动机,法治就是稳压器,党的领导就是火车头。“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的有机统一。从“四个全面”的内容、功能、地位、作用来看,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另外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四个全面”架构完整、内容系统,构成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指出,系统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联系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及其内部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则构成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证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调控系统”,“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及其内容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可以说,“‘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堪称是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思想。


  三、“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首次把过去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整合为一个体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紧跟时代步伐,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从“立场、方法、观点”层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共同贯穿着“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最鲜明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立场。贯穿“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尽最大努力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求、确保人民利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之初,随着利益格局多样化的诉求,邓小平强调,凡事都要同人民群众商量,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衡量党的一切工作。面对新世纪国际环境的大变动和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刻历史教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与时俱进地写在了党的旗帜上。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为破解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党奋斗的目标,并用这个目标来引领所有的奋斗。“全面深化改革”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站在人民利益高度谋划改革,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紧密结合起来,落实法治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全面从严治党” 的“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改进作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下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们群众不满意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实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核心立场的基础上,不断实践化、具体化,坚持人民立场,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对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追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的坚守和具体落实,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具体化表达,也应答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的“以人为本”核心立场的执政理念。


  第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维”的品质和方法,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共同贯穿着的同一条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面联系发展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认识论、方法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又体现全面、系统、联系、发展等辩证思维,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党的十八大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这一思想路线整合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品质,也体现了以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坚持了这一根本路线,才使得这一理论彰显了开放、发展、科学的理论本色。针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精髓,胡锦涛曾经概括为“四个最”,其中,最鲜明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后,习近平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中指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格上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部署都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伟大“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实干”;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开展,其精髓也在于贯穿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顶层设计”中对3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立足实际、针对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实际出发、全面、系统、辩证思维方法的实际运用,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破”和“立”、“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等辩证思维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协调推进,力求整体效果,突出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品质、方法。


  第三,“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揭示了小康社会特征的新拓展,又规定了小康社会质的提升。一方面,“全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体现在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是全面的,体现在人的发展的全面,更加关注并努力满足中国十几亿人口特别是普通人的多方面发展需要,体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的全面,它展示了消除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人群差异的发展指向,展示了人、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既是对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拓展,又体现了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从速度、结构、动力维度上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较之前相比有所放缓,这不但不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而是在质上提升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的特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体现了“物”的发展,又体现了“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实现了小康社会质的提升,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鲜明体现,也是对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基本要求的具体落实。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创造性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一般规律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具体规律的继承坚持和实践运用,印证了恩格斯对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经典预言,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坚强理论基石,这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战略举措是对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理论在新形势下的拓展和深化,是落实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对科学发展接力探索的重大部署。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目标,必须努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做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就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两个较为突出的理论创新观点。一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反映了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坚定改革的立场、原则和方向,又反映了新形势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空间,前者是目标、方向,后者是举措、手段,两者辩证结合。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新提升,堪称是“第五个现代化”,它拓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揭示了现代化的核心追求在于人的现代化,关键路径在于人的能力的现代化。有论者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创新。在国家性质上,实现了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性的统一;在国家职能上,丰富了国家职能的内容,国家还权于民为市场、社会治理提供了空间”。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取决定性作用”作为重大理论创新观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支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论述,既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又把政府的角色从过去的“宏观调控”改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总结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又一重大突破,进一步厘清了市场与政府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揭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与政府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的辩证逻辑,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推进。


  再次,“全面依法治国”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回答了法治统一性问题;‘五大法治体系’‘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回答法治协调性的问题;‘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参与主体的角度,回答法治系统性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依法治国”清晰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道路、目标、主体、着重点”,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向度,坚持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关于“依法治国”思想,为确保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科学发展提供了法治手段和法制保障。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主要体现在“核心问题”、“目标”和“内容”等三个方面。“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的具体化和新表达,体现了新时期我们党对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的坚守。其关键切入口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目标”一方面要增强“四自能力”,努力提升党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既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主体的全面发展要求,也体现了治理现代化规律对党的治理能力的实践要求,贯彻的是邓小平党建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改革主体能力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要建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接续了“党的伟大建设工程”思想,体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党思想。“内容”涵盖“党的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基本内容,其中,根本路径是将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结合起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丰富和主体期望。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同时,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党面临的发展使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主题。党的十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逐步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主要回答了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与邓小平理论着重解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解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科学发展观着重解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实现发展”的问题具有内在逻辑的连贯性和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堪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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