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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毕生心血献三苏,川大教授推出《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

时间:2018-03-30  来源:成都商报   作者: 

“研究苏轼的人何其多,读完苏轼著作的人何其少!”

  ——曾枣庄


曾枣庄

  四川简阳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宋代文学研究会顾问、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学术顾问、四川大学教授。

  3月29日,《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座谈会将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东大门红瓦宾馆三楼会议厅举行。

  据悉,今年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包括《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苏辙年谱》《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共380万字。这套书是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之一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的重点项目,也是曾枣庄一生从事三苏研究的论著集成,新时期三苏研究的一个缩影。

  日前,曾枣庄接受了记者采访,谈到他与三苏这四十年。


 作者专访

耄耋之年,已经跟着苏轼走了四十年

  “研究苏轼的人何其多,读完苏轼著作的人何其少!”27日,曾枣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他研究三苏四十年,可谓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三苏。

  曾枣庄说,从文学艺术成就角度,苏辙根本不能和苏轼比。但从政治官位,苏辙高于苏轼。两兄弟文学史上的贡献很大,特别是苏轼,在四川乃至全国很少找到他这样的成就。苏洵的散文是写得最好的,因为他成名很晚,文章经过细细打磨;而苏轼是凭借才气写,还未修改就已发表,以至于后来很多文章指出苏轼的错误。

  四十年的研究,曾枣庄就跟着苏轼的一生走了一遭。曾枣庄说,苏轼是一个在各个领域成就突出的创新者,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第二人。放在当代,我们应该学习苏轼的人品,真实的人生,学习他说真话。

  这套书的出版,对曾枣庄来说,就是想要做一个总结。谈到自己的研究,有一点主要强调苏轼的重要改革主张,与此前的研究结论都有不同。


 专家点评

这套书权威立体再现三苏,填补学术界空白

  去年底,四川省文史馆主办的《文史杂志》同时刊发了陶武先和谢桃坊为《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所作序言。四川省文史馆党组书记、参事室主任蔡竞向记者谈到了他们对这套书的重视。蔡竞说,曾枣庄是当现代少有的耐得住寂寞与清贫的学者。以文而论,他的三苏研究视野广、成果丰、质量高;以史而论,他对宋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尤其是集二十年力主持编纂的《全宋文》填补了宋文整理的空白。

  蔡竞认为,曾枣庄出版的这套书有三个特点:“第一、权威立体再现三苏史学,还原真实全貌;第二、查阅大量文本古籍,点校、纠谬、补齐残缺,做了基础性、开拓性工作;第三、这套书是取之不尽的金山,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


 学界评价

曾枣庄对三苏研究

时间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

  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谢桃坊谈到他对《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的评价,作为曾枣庄的老朋友,他说,曾枣庄先生值得学习之处在于理论修养很够,对三苏的研究是从历史、政治角度切入,不是从文学切入。曾枣庄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苏轼是革新者。谢桃坊称,从国内学术界来看,曾枣庄对三苏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多、影响最大。“曾枣庄以独特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且是第一个给三苏做年谱和评传的专家。”成都市社科院研究员李景焉谈到,这套书出版影响深远,因为对于初学者,可以找到适用的东西;对学术者来说,又方便查阅资料。


 出版社说

八千册图书、手稿、著作版权全部捐赠

81岁的他还未停下研究

  巴蜀书社为何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出版这套380万字之巨的《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巴蜀书社总编辑侯安国谈到,近四十年来,研究苏轼的学者众多,但把苏轼研究扩展到三苏研究,曾枣庄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曾枣庄撰写了学界首部《苏洵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与金成礼合作笺注有苏洵的《嘉祐集》,与马德富合作校点有苏辙的《栾城集》,均是填补空白之作。

  侯安国表示,曾枣庄还是一位无私的三苏研究者。他于2013年1月将八千册藏书和手稿等无偿捐赠给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建立了“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2014年7月,又将四十余种编著作品捐赠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还将向巴蜀书社捐赠《丛刊》(十种)的永久性版权,这是四川学者以实际行动将出版资源留在四川的开创性举动。

  虽已81岁高龄,曾枣庄仍未停止研究工作。今年上半年,巴蜀书社将推出他500万字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宋代史论分类全编》;明年将推出他主编的学界首部《三苏文化大辞典》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宋代文艺述评全编》。现在,曾枣庄仍在主持编纂《宋代三苏文献研究资料》《三苏书信全编》等。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陶轲


 三苏带我走进宋代
 ——《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自序

 □曾枣庄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三苏,二是宋代。对三苏,既整理其著作文献,又对他们三父子进行全面的、综合的研究;对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并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的研究。可以说,宋代的三苏、三苏的宋代,耗费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研究苏轼,自然避不开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但我感到,对同为唐宋八大家的苏洵、苏辙,学界的研究很薄弱,甚至连他们的别集都还未经整理校点。于是我与金成礼先生合作出版了《嘉祐集笺注》(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马德富先生合作出版了《栾城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舒大刚先生共同主编了《三苏全书》(2001年中国语文出版社),并陆续出版了《苏洵评传》(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辙年谱》(198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三苏选集》(199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与曾涛合著)、《苏辙评传》(1995年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三苏传》(1995年台湾学海出版社)、《三苏文艺思想》(199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苏诗汇评》、《苏文汇评》、《苏词汇评》(1998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与曾涛合著),主编了《苏轼研究史》(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等。

  从苏轼到苏洵、苏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视野,为我开展宋代文献的研究整理和对宋代文学作多视角研究创造了条件。对三苏的研究虽然一生都未停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学术工作的前半期。后半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文献、宋代文学方面,耗时二十年之久与刘琳先生和川大古籍所的同仁共同完成了《全宋文》的编纂,还先后主编了《宋文纪事》(曾枣庄、李凯、彭君华,199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2005年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宋代文学部分(200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宋代辞赋全编》(曾枣庄、吴洪泽,200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传状碑志集成》(2012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宋代序跋全编》(2015年齐鲁书社)等;出版了《论西昆体》(1994年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北宋文学家年谱》(曾枣庄、舒大刚,1999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宋文通论》(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宋代文学编年史》(曾枣庄、吴洪泽,2010年凤凰出版社)、《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

  回顾四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做的工作也不可谓不多,因此多少有些心得,概括起来,不外以下几点:

  一是对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自学的。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其实是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即马列主义的,涉足中国古典文学完全是社会原因和个人兴趣所致。

  二是研究工作一定要从资料工作做起,这样研究工作才会有根基,不致人云亦云,甚至胡说八道。

  三是要多请教,多切磋。在我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如陈逸夫先生、王朝闻先生、任继愈先生、邓广铭先生、程千帆先生、缪钺先生、王利器先生、杨明照先生、戴逸先生、孔凡礼先生等都给我不少指导和启发。与同辈的学者,如许嘉璐先生、章培恒先生、刘乃昌先生、王水照先生、谢桃坊先生、刘尚荣先生等,亦常就学术问题开展争论争鸣;与晚一辈的学者如舒大刚先生、吴洪泽先生、李凯先生、彭君华先生等,亦多有合作。只有这样做学问,才能有生气。

  四是不要在学术热点乃至时政观点上跟风。学术界也像其他行业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热点、重点,但不是你的研究领域,不是你的研究所长就不要去乱掺和,写凑热闹的文章。更不要生硬地将当前的时事政治套入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去,那就不是在继承文化遗产,而是在糟蹋文化遗产了。

  最后,感谢巴蜀书社出版我这套《三苏研究丛刊》十种,基本汇集了我一生有关三苏的论著;感谢四川省政协原主席陶武先先生、四川省文史馆馆员谢桃坊先生为本书赐序;感谢巴蜀书社总编侯安国先生、李蓓女士及相关工作人员等为这套丛刊付出的心血;感谢陈小平先生及犬子曾涛对这套丛刊的精心校对;也感谢所有关注我的三苏研究的朋友!(有删减)


 “三苏研究”一大家
 ——写在《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出版之际

 □陶武先

  欣闻《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下称《丛刊》)即将付梓,由衷祝贺!于“三苏研究”,我是外行,仅属拥趸;于枣庄先生,尚未谋面,可算神交。我借闲暇时日,粗略拜读过一些文稿,大致了解其研究经历。他皓首穷经、专心致志,倚重文献整理、史料研究、作品传播,兼备基础性、论述性、独立性,其“三苏研究”领域广阔、重点深入,形式多样、著述丰硕。《丛刊》不仅展示出使人受益的学术成果,更蕴含着令人敬重的治学精神。

  对“不平”之事而严谨求真。“有不得已者而后言”①。严谨求真“鸣不平”,贯穿于枣庄先生的“三苏研究”历程。情不忍则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②。由衷爱戴、景仰苏轼,自然容不得对其歪曲和抹黑。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驳斥将苏轼视为“典型的投机派”、“动摇的中间派”,求“议论常公于身后”③。他毅然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从容研究苏轼。“心正而笔正”写成《苏轼评传》,客观评述其稳健革新的政治主张和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的高尚人格。疑不解则鸣。学贵有疑,有疑则进。大胆提问,小心求证,从而得出确切结论,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他研究苏洵,始于其置疑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与苏洵是否相关、不指名道姓批评王安石的《辨奸论》是否苏洵所作。为此,他深入研究,撰写了学界第一部关于苏洵的学术传记——《苏洵评传》,力证《辨奸论》出自苏洵,探求苏轼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家学渊源。理不通则鸣。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何况乎人?《宋史》记载“辙与兄轼无不相同”,他不以为然,深感有悖常理。于是,从人物性格、治世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多方面分析比较苏轼、苏辙兄弟异同,形成《苏辙评传》(又名《苏辙兄弟异同论》)。其中关于“苏辙为政长于其兄”等论述具有突破性、开创性,标志着他的“三苏研究”更加理性、成熟。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言:“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溷浊,久自明快。”④枣庄先生力行如此。凡欲做成学问、达成事功者,应当不在例外。

  从对象之专而拓展深入。立体、多维展示作为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的“三苏”,深入、全面呈现其精神内蕴、艺术特征、人格魅力,并着力关注其相互联系和社会影响,实现由点到面的拓展、由表象到本质的深入,是他赋予《丛刊》的鲜明特色。注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体向整体拓展。“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⑤。其“三苏研究”发轫于研究苏轼,由此横向、纵向拓展研究领域,进而由“一苏”到“三苏”、本人特征到姻亲门生,由文献到年谱、文艺作品到思想价值。修本而应末,举纲而张目,内涵向深,外延趋广,系列逐渐丰厚。注重“博观约取,厚积薄发”⑥,由通博向专精深入。他倡行“读书宜博,研究宜专”。非但爬梳剔抉研究对象个体资料,而且全面客观掌握相关素材,以 “博”纵观时空之广、以“专”追溯方位之深,在更宽视野中精准探索,尽量规避了不“博”而“专”的局限、“博”而不“专”的空泛。正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⑦,掌握的史料愈翔实,研究愈深入,论述愈透彻,致力追求渊博史学、宏富史才、独到史识于一体。注重“考述并重,文史合一”,由资料性向思想性凝炼。“一要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二要全面占有资料,三要弄清基本事实,四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的学术心得,源其学术实践。对于《丛刊》中涉及的研究课题,他坚持从原始资料发端,多渠道梳理源头,独到性确定选题,由感觉而倾向,由倾向而观点,由观点而论证。这种以史料与文献为源头活水、文学与史学相得益彰的研究方法,利于防止唯“考”而简单堆砌、唯“述”而苍白说教,实现以“史”证“文”、以“文”化“史”、文史呼应。培根有言:“我们应该像蜜蜂,既采集百花,又专心整理,这样才能酿出香甜的蜂蜜来。”《丛刊》的形成也可印证:善集“百家之美”,可成“一家之言”。

  步空白之域而探索创新。“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⑧。他不仅将苏轼研究扩展到苏洵、苏辙,整理出版多部关于“三苏”的著作,而且在宋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古代文体学研究领域多有著述,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其屡“开独造之域”,皆因 “取法至高之境”。批评精神首当其冲。多客观评判,少主观取舍,“事非目见耳闻”不“臆断其有无”。词为长短句,而长短句不一定为词,不少人对这类文体学常识若明若暗。对此,他如鲠在喉,坦率批评近半个世纪不重视文体知识教学科研,并自发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编纂了《中国古代文史资料集成》《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开学界之先河。协作精神难能可贵。“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⑨他注重与国内学者携手,鼎力襄助“三苏研究”,筹建“曾枣庄三苏文化研究室”。他积极倡导和推动海内外开展“三苏”学术研究,与十余位海外生友长期合作,为研究“三苏”文化拓展新的视野、扩充国际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取精神不可或缺。尽管于“三苏研究”,学界能出其右者不多,但他依然坚持“不懂就学”,笔耕不辍。其于花甲之年罹患癌症,犹自持“做最坏思想准备,尽量往好处努力”的信念,手不释卷、心无旁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于耄耋之年,求知欲不减、进取心未退,犹以“只争朝夕”的执着,结集出版《丛刊》。借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锲而不舍,登高行远,为有限的生命增添了认识事物的现实可能。

  临浮躁之风而潜心治学。“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⑩。枣庄先生之治学,有如梁启超所言之“书呆子”。宁静而远功利。他说“问学之道,贵在坚持”,深谙求近功乃树故步自封的藩篱,坚信“骤长之木,必无坚理;早熟之禾,必无嘉实”。面对学术造假、论文剽窃屡禁不止和草率成册、粗制滥造屡见不鲜的不正之风,他时常拍案而起,“不合时宜”地较真到底。对有人不经深入研究就“古今中外的文章都敢写,赶时髦,报刊需要什么就写什么”的功利做法,他不愿苟同,坚持如切如磋,潜心治学。《丛刊》系列十本专著,成稿时间跨度三十六载,才结集出版。足见其专注。淡泊而远名累。他深畏“为学大病在好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甘居冷门、不凑热闹,博学好思、笃行不倦。坚持探赜与索隐、兀兀以穷年,传播“三苏”文化、扩大“三苏”影响,从不计较“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因研究“三苏”成就斐然,被誉为“苏学界权威专家”,他为此诚惶诚恐、坚辞不受:“真要有权威,尤其是公认的权威,问题就大了。”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古籍整理工作。足见其清醒。尚实而远漂浮。他主张博览群书而不唯书,博采众长而不迷长,围绕具体问题独立思考、深入探索,坚持把“三苏研究”作为责无旁贷的使命,而非投机取巧的捷径。对于所从事的研究,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世界所仰慕,我们为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作为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足见其务实。“为学做事,忌求近功;求近功,则自画气泪,渊源莫及”。诚然,养成大拙方知巧,学到如愚始是贤。学问、事业有成,还真少不得“呆子”精神。

  《丛刊》对“三苏”的研究,不止于“形”的复制、“术”的回味,更在于“神”的接续、“道”的弘扬;未囿于怀念贤哲、重温过往,更重视镜鉴今人、启迪未来。《丛刊》面世,其意义不止为广大读者敞开了一扇从遥远张望到详实了解“三苏”的文化之窗。传承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枣庄先生数十年研究“三苏”,无疑为弘扬中华文化精髓、发掘传承先贤经典,作出了贡献。如果《丛刊》出版,能启发为学者“穷不忘道,老而能学”、治世者“守其初心,始终不变”,那么,枣庄先生的艰辛付出便得到了时代升华。

  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致敬枣庄先生的学识和奉献!

注释:

1.唐·韩愈《送孟东野序》,见《昌黎先生文集》。

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3.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对苏东坡的评价,见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4.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书》。

5.宋·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见《苏轼文集》。

6.宋·苏轼《稼说送张琥》。

7.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8.清·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见《刘孟涂集》。

9.汉·戴圣《礼记·学记》。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1.明·徐祯稷《耻言》。

12.明·王阳明《传习录》。

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黄琼传》。

1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

15.宋·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

16.宋·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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