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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座风生三校立 文理工医川大兴

时间:2016-12-15  来源: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编写 党跃武执笔     作者: 
 
  飞机楼
 
  成都工学院成立后,基本建设成为重中之重的工作。除了四川大学速成中学迁到桂溪乡后空出的房屋外,学校的大部分建筑需要开工新建。成都工学院一直到成立后的第二年,仍然没有专门的学生运动场地。成都市城市建设委员会计划从四川大学的体育场中划拨一部分篮、排球场交给工学院暂用,足球场和田径场则是与川大共用。成都工学院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可以说是从第一教学楼开始的。工学院是在1953年计划独立建校的。在此之前的1951年,第一教学楼就开始修建了,终于赶在1954年成都工学院成立典礼前基本落成,共有建筑面积近15000平方米,造价为160万元。原来城市建设委员会批准的大楼不是东西走向的,由于西南和四川省文教机关以及学校的反对才改建在后来的位置上。这栋建筑最后成为成都工学院的标志性建筑,长期作为教学楼使用,所以通常被称为一大楼。最初准备建成一栋9层的高大建筑,由于抗美援朝的开展,加之国家经济较为困难,最后只修成了今天的中部5层、左右4层的建筑。许多专家都认为:一大楼的基础部分是非常坚实的。
 
  一大楼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仿古式建筑,飞檐雕花而高雅气派,红柱和青砖交相辉映,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汇融合。一大楼采用了纵横三段西方古典主义构图模式构建建筑中部,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建筑重檐歇山式屋顶、中国古代吉祥图案以及中国传统的红色梁柱等中国古典元素。整体建筑造型浑厚凝重,构图错落有致,台基式的坚实外观形成了庄重大方的格调。从外观来看,一大楼与当时颇为流行的苏联式建筑,例如差不多同时修建的四川大学理科楼,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除了从正面看去如同宫阙外,倒是与华西大学的中国式新建筑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高处俯瞰,整个大楼宛若一架大型飞机,于是,有人称之为飞机楼。这与人们寄予这所新型工科大学的厚望很是契合。

   一大楼由成都市地方国营建筑公司承担了建设任务。很多人都曾经传说,它的设计师是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但是,这一说法只见于时任成都市地方国营建筑公司总经理,后来担任成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金星(王锐)的回忆文字,并无官方的确切文字记载。从轩昂恢弘的整体建筑气派和彰显外露的中国传统元素来看,确有些梁式建筑的味道。其实,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以及成都市有关方面的调查和曾经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的四川大学校友马识途的回忆,一大楼的设计师是著名建筑设计师古平南(1914-1997)。古平南是四川长宁人,重庆大学毕业。在他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时,负责了一大楼的设计,以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钟楼的改建工作。由于他采用了梁氏建筑的大屋顶格局,在后来批判梁思成时也一度受到了牵连,1958年还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直到1978年才得以纠正。古平南曾经师从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学家杨廷宝院士(1901-1982)。杨廷宝当年作为基泰工程司的首席专家,是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御用设计师”,是四川大学望江校区规划设计和望江三馆(图书馆、化学馆和数理馆)建筑设计的负责人。

  1998年,四川大学行政楼从望江校区东区滨江楼和新滨江楼迁到这里。从此,它成为学校的行政管理中心,更是四川大学文、理、工、医渗透结合的标志。当年的罗思礼在规划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建设时,曾经参考国立四川大学的皇城建筑。1937年,任鸿隽校长将国立四川大学校址迁到望江楼侧,也请建筑师考察了华西坝建筑群,建成了图书馆、化学馆和数理馆。1951年四川大学以及后来的成都工学院兴建一大楼,同样借鉴了华西坝建筑群的古朴精巧和望江三馆的大气实用。校舍建设上的彼此参照和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合校的前奏。

  人才大流动
 
  在院系调整中,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一批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专家学者被派往其他兄弟高校,有力地支持了各个高校的建设和发展。
 
  例如,在四川大学,土壤学家侯光炯院士来到西南农学院工作。农艺系主任、水稻专家杨开渠担任了四川农学院院长,作物遗传育种学家杨允奎先后任四川省农业厅厅长、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和四川农学院院长,红学专家周汝昌和新月派诗人饶孟侃等前往北京大学。在华西大学,曾参与接管华西大学的哲学家萧萐父来到武汉大学,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晓舫调任上海天文台台长,其夫人、文学家罗玉君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农学专家何文俊、管相桓分别任西南农学院副院长和教务长,哲学家罗忠恕和教育学家刘之介调到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制革专家张铨调到四川化学工业学院,经济学家杨佑之教授调整到四川财经学院,著名歌唱家郎毓秀调到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现四川音乐学院)任声乐系主任,历史学家闻在宥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化学家何伟发教授调到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

  同时,一批卓有建树的学者壮大了学校的师资队伍。其中,蒙文通、蒙思明、缪钺、蒲保民、冯汉骥、赵卫邦、甄尚灵等文史领域的知名教授从华西来到四川大学,数学家柯召重回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重回华西大学,神经病理学家黄克维任华西大学副教务长。不仅教师在流动,在校学生也与专业一起调整到新的学校。作物遗传育种专家周开达、玉米遗传育种学专家荣廷昭院士从四川大学来到四川农学院,自然地理与地貌学家李吉均院士随专业调整从四川大学到南京大学地理系。此时的四川大学还培养了化学家高世扬和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等院士。华西大学则培养了动物学家赵尔宓等院士。

  新的三大学

   院系调整后,四川大学成为一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成都工学院则是多科性的新型高等工业学校,华西大学由综合性大学成为新型的多专业医药院校四川医学院。三校并立而成为积极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重要中坚力量,虽然遭受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仍然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1960年四川大学被确定为四川地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1978年,四川大学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和教育培养工作。1981年,四川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批被正式批准的有权授予博士学位和硕土学位的学校,同时还被批准为对香港地区招收研究生的院校之一。

  1978年,成都工学院更名成都科技大学,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并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1980年,成都科技大学成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1978年,四川医学院确定为卫生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1985年5月,四川医学院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1988年,华西医科大学开始试办临床医学、口腔医学7年制教育。
 
  1996年6月,卫生部和四川省政府签署了共同建设华西医科大学的协议,并将华西医科大学列为卫生部3所“211工程”建设的医科大学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不断适应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新路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自院系调整以来,三校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国务委员戴秉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昌智、放射化学家王方定、皮革及皮革化工材料专家段镇基、高分子化工专家毛炳权、人工晶体专家沈德忠、核化学与化工专家傅依备、口腔颌面外科专家邱蔚六、肝胆外科专家郑树森、光学专家彭堃墀、肿瘤治疗及肿瘤免疫学家魏于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家张兴栋、皮革化学与工程专家石碧、数学家陈永川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宋永华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

  优秀学生的成长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在三校的师资队伍中,有许多文理工医各领域中久负盛名的著名学者和专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院系调整调离的部分学者之外,在三校执教的一级教授有四川大学的数学家柯召院士、历史学家徐中舒、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成都工学院的皮革化学家张铨、化学工程学家张洪沅,四川医学院的生物学家刘承钊院士、生物学家陈文贵院士、传染病学曹钟樑、神经病理学家黄克维、妇产科学家乐以成、外科学家吴和光;二级教授有四川大学的数学家蒲保明、考古学家冯汉骥、历史学家蒙文通、化学家刘为涛、细胞学家雍克昌、数学家张鼎铭、文史学家缪钺、数学家胡坤陞,成都工学院的材料科学家徐僖院士、化工学家谢秉仁、化工学家徐日新、水利科学家王景贤、水利科学家彭荣阁、水利专家邱勤宝,四川医学院的解剖学家陆振山、外科学家杨嘉良、儿科学家杜顺德、公共卫生学家陈志潜、口腔外科学家夏良才、有机化学家何伟发、生物化学家蓝天鹤、口腔内科学家肖卓然。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品质、高尚的品德和精湛的水准。
 
  柯召就是质量

   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柯召院士在国立四川大学时期就是学校的教务长,后来担任了四川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他关于不定方程卡特兰问题的研究结果,在国际上被誉为柯氏定理。他被称为中国近代数论的创始人、二次型研究的开拓者和“一代数学宗师”。
 
  柯召对四川大学数学专业的发展贡献尤为突出。他不仅科研突出,教学工作也很有特点。他在研究生教学中倡导研讨式教学,在本科生教学中注重基础课,多次给学生上《高等数学》课程。他在学生上基础课时,要求学生必须事先预习。同时,自己虽然对教学内容烂熟于胸,每次上课前也要认真备课一番。他还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笔记,用来记录上课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特点。1962年,他被任命为四川大学副校长。一次,时任校长温建平在审阅校报清样时,发现一篇署名柯召的关于改进教学方法和提供教学质量的短文被删掉。于是,他询问原因。编辑回答说:“他这篇文章质量不高。”温建平立即回答:“什么是质量?柯召就是质量。”他的本意不仅是对柯召教学方法的肯定,也希望通过对他的经验介绍在全校掀起教学改革的热潮。

  四大美髯公
 
  在四川大学有着一副飘飘长须的或许不少,但是真正算得上美髯公的当历史学家蒙文通、数学家张鼎铭、化学家杨秀夫和文学家杨明照,他们一把道骨仙风的长髯让学子们高山仰止。蒙文通是四川大学的国学大师之一,他们可以说是各具丰采。徐中舒宽厚朴茂,略显木纳;缪钺谨严雅致,口笔俱佳;蒙文通豪迈洒脱,放怀不羁。其中,蒙文通“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常着中山服或中式长袍,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得三位一体之风。”据说他的长烟杆还在华西坝荷花池救了落水的罗忠恕的小女儿,后来也是四川大学教授的罗义蕴的妹妹。
 
  这位国学大师在少年时就异常勤奋,“常常是除睡觉、上厕所外,数月不出书房门,每日三餐均系由师母送到里面去吃”。由于少时经常随侍经学大师廖平坐茶铺,所以,他也会带领学生们到望江楼去,在品茗赋诗的同时传习讲授。有一次,他还一边饮茶,一边让学生出题考老师。根据学生出题的难度和应对程度来评分。据说,牛津的学生经常在老师的烟雾缭绕中听课。或许,牛津的学生是大烟斗喷出来的,川大的学生是小酒和花茶喝出来的……
 
  在程天放当校长时,蒙文通一度被解聘。他却照常替学生上课,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霸道得很,他说“聘不聘我是你学校的事,上不上课是我自己的事,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有一次,他对在高等学堂的同学郭沫若大加批评:“郭先生没搞清楚‘庶几’二字之义,将动员报告说成了总结报告。”他接着说:“我讲这些是为了求真理,至于与郭先生本人,我们是毛根朋友,他回成都必请他到望江楼吃茶。”
 
  《越史丛考》是蒙文通的绝笔,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之中完稿的。他一有空闲便埋头疾书,还经常在“牛棚”中向别人滔滔不绝的讲述他的新作。1983年3月,蒙文通辞世已15年,《越史丛考》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李一氓评价说:“这本书没有自命为爱国主义的著作,在叙述中也没有侈谈爱国主义,而前后十二节却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的精神”。
 
  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不拘小节的大数学家张鼎铭在这里也有故事发生。一次,他去盐市口买布鞋,回家后发现营业员帐算错了,于是花更多的钱坐三轮车去追回了少找的钱。有一次,家乡四川阆中县志办请教自然科学领域入志人物,他提笔就写:“古有落下闳,今为张鼎铭”,完全是当仁不让的架势。
 
  而作为抗战时期川大理科顶梁柱之一的杨秀夫严于律己,一生正气,令人感动。国立四川大学刚从峨眉迁回成都时,学校有美援麦棉借款,可以请求补助。他说:“方今国难当头,全国都很困难,比较起来我们还算比较好的,暂时还无须补助,让给他人好了。”
 
  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经常看到一位白须翩然的老人带着孙儿出现在四川大学校园里。他就是著有《文心雕龙》校注四书——《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的“龙学泰斗”杨明照。据说当时年近八旬的他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就是每天一斤肥肉,一包白芙蓉香烟,一把枸杞,从家里到文科楼拿一次报纸。在重庆大学读书时,在吴芳吉开设的《文学概论》上,杨明照与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结下不解之缘,《文心雕龙》成为终身的研究课题。后来,随着重庆大学文科转入四川大学后,他的毕业论文《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博得指导教师庞石帚的好评,并给了不可思议的满分。
 
  在燕京大学,在导师郭绍虞教授指导下,他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研究》,后来以《文心雕龙校注》的书名由上海古典文学社出版。这本书除上海编辑所再版五次外,香港龙门书局、台北世界书局和河洛书局都相继翻印或影印。日本著名汉学家户田浩晓认为,这本书堪称“自民国以来一直到战后《文心雕龙》研究的名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坚持开展学术研究,完成了60万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这本书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誉为“研究《文心雕龙》的小百科全书”。此后,他老当益壮,又发表了一系列的龙学论述,对《文心雕龙》的酷爱历久而弥深,堪为后学楷模。(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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