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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并立分途进,三水汇流成一统

时间:2016-12-02  来源:档案馆(校史办公室)编写 党跃武执笔    作者: 
 

 
  三水汇流
 
  1928年5月,大学院训令四川省教育厅,发下旅沪川人郑宾于等请求合并四川省内各大学以成立国立四川大学的呈文。呈文指出,成都一地“三大并立”,流弊甚多:“财力交弊,庸愚滥竽,苟且从事,有名无实。彼此坐困,进展无期。以故四川目前之专门学校非不多也,然而欲求一名实相符、真有学术事业表现的成绩之学校,卒不可得。”要求将三大合并,组成国立四川大学。教育部认为“所陈各节,似尚切实可行”,要求四川省教育厅“即便从速筹划”。不过,由于当时各校为了利益分配均不积极,学校背后又各有实力军阀支持,这一计划不了了之。
 
  1931年9月29日,新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对有关各方下达训令或公函,再提合并之议,决议将三大学重复的各系一律归并,所有合并事宜,头绪纷繁,特聘请专员共同讨论,立即施行。
 
  刘文辉在合校问题上雷厉风行。当时他在四川军阀中正处在上升的势头,又携新任省政府主席之威,态度极为强硬,公立川大隶属省政府,当然不敢反对,中国文学院长向楚更是积极推动合并。只有农、工学院对将其划开不满意,但在刘文辉的坚持下,也不了了之。     
  
  1931年10月17日,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发布了关于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的《四川省政府布告第四号》。此布告一经发布,三水汇流成为定局,四川大学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三强合并。
 
  1931年10月26日,教育部致电四川省政府,将校名定为国立四川大学,这是当时国内13所国立大学之一。11月9日,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仪式暨国立四川大学开学典礼在皇城至公堂举行。从此,成都地区各公立高等学校众水归流,正式组成了统一的国立四川大学, “三水汇流”是学校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四川大学国立化和近代化的进一步启动。
 
  王兆荣独木支撑
 
  刚刚成立的国立四川大学还没有校长,由大学整理委员会负责,吴永权任秘书长,向楚、魏时珍、熊晓岩、邓胥功分别担任文、理、法、教四大学院院长。实际上,刘文辉代行了校长之职。
 
  1932年,王兆荣正式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王兆荣的曾被推为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总干事长。王兆荣先后在国立北平法政大学、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公学担任教务长、校长等职。因此,雄心勃勃的他来到国立四川大学后,立即着手整顿,努力推进学校各方面的发展。
 
  就在此时,由于地方政局不稳等原因,学校困境迭现。1933年9月,入主成都的军阀刘湘试图出卖皇城作为军费。在此情况下,四川大学师生开展了护校运动。学校吁请社会各界,包括行政院和教育部以及新闻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重要机构和社会名流,给予大力支持。在向楚等执笔的《本大学全体教职员反对变卖皇城校址宣言》中说:“国产主权,谨当听命中央;匡正扶持,敬请主张公道”。最后,变卖皇城之事不了了之。
 
  国立四川大学最初预设文、理、法、教育四个学院。其中,文学院包括中文系、英文系、史学系,理学院包括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法学院包括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教育学院包括教育系、艺术专修系、体育专修系。但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教育学院仅设教育学系,附设艺术、体育两专修科,“殊无设院之必要”。于是,校务会议按照要求将教育学院改为教育系,并入文学院。
 
  1935年8月26日,教育部根据川大办理的实际情形,出于整顿四川省高等教育的需要,将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将理学院的物理、数学二系合并为数理系,将法学院的政治、经济两系应合并为政治经济系,将四川省立农学院并入四川大学,设农学系、林学系。四川省立农学院本来就属于公立四川大学,因此,农学算是回归四川大学。
 
  1935年3月,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到达重庆。为求得对四川大学的大力支持,王兆荣通电欢迎。蒋介石回电表示:“当赴蓉一行,藉图把晤。”1935年7月1日和7月8日,蒋介石连续两周在四川大学至公堂出席总理纪念周活动并发表演讲,其中多次提到了四川大学。他说:“四川大学是四川的最高学府,四川大学一般学生对于四川更加责任重大”,要担负“领导民众改造社会的责任”。
 
  任鸿隽复兴川大
 
  任鸿隽与四川大学渊源极深。在张澜任校长期间,他到校演讲过教育问题。他曾经给四川省政府写信,要求在四川仿照美国州立大学制度,建立一所真正的大学。任鸿隽在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前,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曾经婉拒中央大学等名校的校长之职。但是,热爱家乡的任鸿隽认为:“内地鄙塞之乡,其有待于吾人之努力,必且较大都市之文化事业十百倍之。”1935年,他接到教育部的任命后,辞去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一职务,前往成都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
 
  一到任,任鸿隽立即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他指出,“四川大学要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它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他提出,把原有的“国立二字真实化”,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要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四川大学必须完成“输入世界的智识”、“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和“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三大使命。
 
  在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他拟定了改建国立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得到了全校师生以及当时教育界和政府的全力支持。他筹备了300万元建筑费,立即组织实施。1937年4月,任鸿隽几经权衡,力主将校址确定在外东望江楼附近,在原来的农学院的基础上扩建校区,也就是今天四川大学的望江校区。
 
   “科学的进步,不是做几篇文章,说几句空话。可以求来,是要在实习场中苦工做出。”在任鸿隽掌校期间,四川大学积极推动与四川地方特色有关的科研,并与四川地方当局和有关单位合作开展了不少科研项目。如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包括川东川西米量产销情形、重庆批发物价指数及成都零售物价指数、成都手工业情形、地方行政及地方财政、农民生活情形等在内的一系列调查活动。在自然科学方面,除了与四川省建设厅合组水稻场、甘蔗实验场等,农学院还对四川各地农业生产技术、作物种植及农业经济方面做了大量调查。理学院则有赴京沪平津工业考察团、食盐工业考察团等活动。
 
  任鸿隽极力推崇全人教育,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他专门强调,川大学生“不必”成立“同乡会等狭义的组织”。他希望“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在他掌校以后,川大开始举行升国旗仪式。1935年10月18日,理学院举行首次升旗仪式。院长周太玄主持仪式,讲解了国旗的象征意义后,对学生说:“此后每日升降旗时,吾人宜善体斯意,多少可促起吾人为国家服务之精神与努力也”。
 
  1936年4月19日,国立四川大学首届运动会开幕。亲自领跑的任鸿隽担任运动会会长,文、理、法、农四院院长担任副会长,中文系主任刘大杰担任新闻主任。任鸿隽指出,这次运动会的意义在于,一是读书不忘运动,运动不忘读书,一洗文弱之耻;二是养成合作互助的道德;三是养成公平正直之习尚。
 
  正当任鸿隽致力于四川大学革新事业时,他的夫人、其时正在四川大学教授西洋史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对任鸿隽的改革有所不满的四川地方势力为此大做文章,挑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衡哲1936年7月主动辞去在四川大学的教职,回到了北京。1937年6月16日,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举行了新校舍破土动工典礼,先行建设图书馆、数理馆和化学馆后,任鸿隽离开了学校。在告别四川大学师生的演讲中,他明确希望同学们:“忠于所学”,“有所不为”,“继续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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