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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水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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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时间:2015-03-23  来源:四川大学报652期 冯川    作者: 
 

  母亲去世五年了,还没有写一篇纪念母亲的文字。


  每当想起母亲,便觉得对她的了解还是太少。她不大说自己的故事,而我对有关的历史背景又知之甚少。


  按照我从学校学到的历史,母亲属于“历史反革命”一类。事实上,她也不止一次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原因是她年轻时曾参加过宋美龄组织的青年妇女团体,后来又曾在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事务所工作(“文革”中曾因此而被夸大为“国大代表”,以致那时不懂事的我曾希望与她划清界限)。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母亲一直属于受清理、受排斥,同时又仍然加以控制使用的那类人。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家庭。她的父亲,据说曾得张之洞推荐,从湖北去贵州,办过学政一类的差事。后来则在太原附近做过县长。我记得母亲曾说,她父亲懂中医,喜欢给人治病;小时候母亲替父亲晒箱子,曾看见有当地百姓送他的万民伞。


  母亲的母亲去世较早。一度很伤感的她曾读过很多言情感伤的文学作品。她曾说,她后来意识到,再这样沉溺在内心世界中就无以自拔,所以她强迫自己把对文学的兴趣转向数学。母亲对自己父亲娶姨太太很不满意,她一直相信,她的母亲是因为和父亲怄气才得的乳腺癌。我所知不多的是,母亲高中毕业后离开了家庭,先是参加各种妇女组织做一些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后来又在抗战期间靠自己的努力考进了复旦大学学统计。这就是她后来为什么能够在国大选举事务所工作的原因。


  抗战期间,母亲和父亲在重庆相识。那时父亲失业,收入优厚的母亲却不嫌弃父亲,足见他们的婚姻建立在爱情之上。很多年后,她还回忆起和父亲相识之初,在白市驿路边小店吃阳春面,以及其它一些其乐融融的往事。


  1949年以后,母亲先在重庆西南交通部做会计师,后来和父亲一起来成都,在现在的四川省交通厅(当时叫西南施工局或公路总局一局)做会计师;文革前不久(1964年),母亲被下放到基层的工程处。工程处到处流动,母亲独自一人长期漂泊在灌县、叙永、拖乌、攀枝花、宣汉、昭化、平武等地,和亲人们长期分离,难得一见,直到退休后才得以和亲人们生活在一起。


  在她的三个子女中,我一直最得她喜爱。一个原因是,我在三个子女中最小,生下来不久父亲便因为修川藏公路等原因离开成都一去八年。从那以后,母亲想必是把本应给父亲的爱也分了一部分给我,这使我从小不仅不缺爱,而且可能是得到了太多的爱。——现在回想起来,从我出生以来,母亲和父亲相聚的时间真是少之又少。先是父亲长时间在甘孜、西藏等地;后来父亲终于回了成都,母亲又被下放去了外地。我记得小时候我常和母亲睡一张床,夜里她常把被我掀翻的被子重新给我盖好。我后背爱出汗,母亲常在我内衣里垫一张手帕。4岁那年,母亲带我去雅安,在那里与正接受肃反审查的父亲见面。大约6岁那年,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独自一人关着门在寝室里失声抽泣。我第一次看见母亲这样伤心地哭(这也是记忆中唯一一次),真有天塌了的感觉。母亲后来擦去了眼泪,却没有告诉我什么原因。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年夏天,我的小腿长满了疱症,感染后几乎发展为败血症。当时父母都在外地,厅机关医务室让我自己去川医挂号治疗。我那时大约8岁,怯生生地问川医的医生我会不会死。医生没有给我确定的回答,只问我父母为什么没来。这让我更加害怕。没想到治疗完刚走出医院大门,就看见急匆匆从外地赶回来的母亲。我哭着对母亲说:“医生说我要死。”母亲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不停地安慰说“不会的,不会的。妈妈在,妈妈保护你。”在母亲怀抱里,我立刻就不再害怕了。


  母亲从小教育我要勇敢要坚强。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达到了她的期望。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是那样的平静,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能做到那样。据说,一个人如果有了自己的成就,他临死时就会比较坦然。母亲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不仅不能有什么事业上的成就,甚至在个人生活方面也说不上幸福。她和父亲长期天各一方,更多的寄托似乎是在子女身上。但她甚至长期不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最后也未能看见自己的子女有什么大的成就,这使我内心深感愧疚。


  母亲教育我们最多的是做人要诚实。邻居小培,父亲是民航局局长,小培有一个从国外买回来的滚动橡皮擦。姐姐好奇拿来玩,忘了还给别人。母亲从姐姐文具盒里发现后,亲自带着姐姐上门道歉,把橡皮擦还给了人家。饥荒年,在大街上,一个抢别人东西吃的人被打,非常狼狈可怜的样子。母亲现场教育我,人活着要有志气,饿死也不能去抢。邻居的孩子撒谎被父母戳穿,于是挨了打。母亲说:看见了吗?以后你可不敢再说谎。我居然回答说:不是不敢,而是不应该。母亲听了,眼睛都亮了起来,高兴地表扬我说:你小小年纪还有这么高的认识。


  母亲常给我零花钱,这些钱,我都用来买了书。记忆中对我影响较大的书有林汉达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如《春秋故事》等。母亲一直鼓励我多读书,她还给我们讲故事,还念书给我们听。


  有一年,母亲从外地回家几天,临走时对我说:“川,你送我去火车站好吗?”那时我10多岁,一天到晚只顾着玩,和院子里小朋友的感情好像比跟母亲还深。于是我约了一位小朋友和我一起去送母亲。母亲仍然很高兴,临别前她亲了我们——亲那个男孩的额头,亲我的脸颊。火车开走后,我和那个男孩有说有笑地回了家,竟然没有想过,一路上母亲是否会独自凭窗流泪。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文革”之前。那时她的境况还算较好。历史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工资比许多人都高,还寄钱给我们买书买点心买水果。“文革”中,母亲遭到批斗,不再是处部会计,被发配到工地上捶石头,夜里就住在工棚里,没法洗澡,也没有像样的厕所。母亲对此没有任何抱怨,因为这是大多数人共同的命运。她一直很坚强,也许精神上还有几分优越感。这些我都不得而知,因为14、15岁的我,那时还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和父母之间有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介于“黑五类”和“麻五类”边缘的我,正怀着深深的自卑,希望用革命的行动证明自己已经与父母划清了界限。一个人可以被洗脑洗到希望与自己父母在精神上断绝关系的地步,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怎么也难以理解的。


  我开始醒悟是在“上山下乡”的时候。在远离城市的穷乡避壤,昔日的“红卫兵”们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幻灭。此前,由于一直以来较少和父母在一起,更由于外部的教育使我不理解父母的精神世界,我接受的影响更多地来自我的同时代人即所谓的“老三届”。下乡当“知青”的时候,“老三届”中一些有自己思想的人开始反思,并逐渐对那些灌输给自己的东西持批判的态度。在这种空气的影响下,我开始独立思考,父母的身影又回到我心中。也就在这时,我和父母之间开始了洋溢着亲情的通信。


  在峨边的九年时间,我身边一直保留着父母年轻时的照片。父亲喜欢摄影,文革初期,我家被抄,许多值钱的东西被拿走,父亲拍摄的胶片却得以幸存下来。下乡前夕,我把这些胶片冲洗出来装进相册。这些相片陪伴了我的整个青春岁月。在我心里,母亲一直是世间最美的女人,父亲则是最帅的帅哥。


  文革结束后,开始有了恢复高考的传闻,退休回到成都的母亲不断鼓励我努力自学,争取考上大学。她不断从成都寄书到峨边,甚至亲自来峨边辅导我的数学。我觉得我只在这一件事上对得起母亲,那就是,以一个仅仅初二的学历,高分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


  而当命运发生转折,我的日子也开始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母亲却在2007年夏天离开了我们。


  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已经退休的哥哥姐姐,对她的悉心照料,应该说比我更多,这使我深感愧疚。


  每次去母亲墓前,我都只有一句话:“妈妈,等我做完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就来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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